“有什么依据是恶作剧呢？”丁支队问。

     我说：“用牙签堵锁眼，本身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根本不可能造成房门从里面打不开的情况。

    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恶作剧。

    同时，用打火机点窗帘，这同样是一种意义并不大的行为。

    如果是蓄意放火，完全可以携带助燃剂，然后从沙发开始起火。

    所以，我认为用打火机点燃窗帘，一样也是一种恶作剧的行为。

    ” “既然是恶作剧，就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了，这样的矛盾关系，可就不好排查了。

    ”丁支队说。

     “有发现。

    ”一名侦查员走近专案组，拿着一个物证袋，说，“刚才例行巡查现场周围的同事，发现现场楼房西侧的外墙根，靠着一束塑料花。

    ” “塑料花？”我从侦查员手上接过物证袋，看了起来。

     “这肯定是刚才有人趁着天黑放过去的，之前我们巡查还没有发现。

    ”侦查员说。

     “这束花上有很多灰尘，应该是放置很久的，而不是特地买的。

    ”我说，“偷偷摸摸地冒险去现场放花，我觉得肯定就是放火人干的了。

    ” “啊？那我们赶紧部署路面巡控。

    ”丁支队说。

     “敢如此进入中心现场附近，说明对现场很熟悉，是本地人。

    ”我说，“这是我们排查的条件，但是同时也是我们巡控作用不会大的原因，放火人能很快回到家里，或者利用胡同绕过警察。

    ” “我们错失了直接抓人的良机啊。

    ”丁支队说。

     我说：“不过也无所谓，这个送花的动作，给了我们很多提示。

    至少印证了我之前的说法，这次火灾，是从一个恶作剧开始的。

    ” “你说的是，放火人的愧疚行为？”林涛说。

     我点点头说：“在现场附近放花，显然是行为心理学中说的愧疚行为。

    说明放火人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结果，更加印证了我之前的推断。

    同时，也说明放火人和死者之间是很熟悉的，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和关系，这就大大缩小了我们的侦查范围，这是其一。

    其二是为了表达愧疚，不仅不送鲜花，更没有去买一束新的塑料花，而是用在自己家里放置了很久没有打理的塑料花。

    这说明放火人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对了，别忘了排查嫌疑人的时候，看看他家里有没有空着的花瓶。

    ” “熟人、熟地、经济拮据。

    ”丁支队说，“这确实可以缩小很多侦查范围，但是如何甄别犯罪嫌疑人呢？” “这个简单。

    ”我说，“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物证，牙签。

    我们之前说了，放火人并不是蓄意去放火，那么很有可能是路过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去做了两件恶作剧。

    把牙签插进锁眼里别断，点燃了窗帘。

    既然不是蓄意预谋，那么什么人会深更半夜经过现场的时候还带着牙签呢？” “对啊，谁会带着牙签啊？”大宝问。

     我笑了笑说：“我看了地形，现场附近不远处，有一个小市场，据说晚上会有一些吃夜宵的路边摊。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路边摊吃完夜宵，用牙签剔着牙经过了现场，才会萌生了犯罪意图。

    ” “范围又缩小了。

    ”丁支队说，“我们可以找路边摊的老板们去辨认犯罪嫌疑人。

    ” “不仅如此。

    ”我说，“牙签我已经让韩亮连夜送省厅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