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

    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

    “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

    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做日子，把自己当做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

    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

    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

    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

    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做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

    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

    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把白天了解的情况做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

    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

    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

    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

    虽然如石沉大海，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一九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

    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同学们的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

    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二比〇落后的情况下，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

    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

    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拥下去了。

    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做火把。

    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

    走在队伍中，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

    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哭出声来，我借着火把的微光望过去，原来是班上的许小曼。

    前面有人喊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口号马上就变成了那一夜的主题，响彻校园上空。

    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校园游行。

    “三·二〇之夜”使我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圣洁的洗礼，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责任意识。

    我坚定了信念，它像日出东方一样无可怀疑，无可移易。

     游行后有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

    走过去后她叫我：“池大为。

    ”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

    她站着不动，也不做声，笑着。

    我怔了一会儿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

    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

    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