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要不是有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

    ”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

    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

    ”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

    ”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

    ”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

    ”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

    ”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他就匆匆回去了。

    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我就跟他去了。

    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

    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

    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

    ”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

    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

    ”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都出去打工了。

    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走了。

    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

    ”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

    ”他说：“那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

    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

    ”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

    ”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

    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

    ”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

    ”我说：“还有北京。

    ”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

    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

    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

    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

    ”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

    ”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

    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

    ”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

    ”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

    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

    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

    ”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

    ”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

    ”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

    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

    ”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一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

    ”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

    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

    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

    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

    这就是我。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