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

    她要我星期五赶到，又问我坐哪趟车，我还没想好她就说：“就坐四十八次。

    ”放下电话我想，到底是当领导的，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

    这么多年不通音信了，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这叫我有点不舒服。

    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不问实在是体谅我。

    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总得带几百块钱，问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的舍不得。

    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她马上答应了。

    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说：“别人跑腻了，就轮到你身上来了，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那肯定是对，因为是你讲的，你是常对将军。

    ”她说：“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讲得对，太对了，怎么会这么对呢，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

    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

    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

    ”那一头是卧铺车厢。

    这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

    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

    ”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

    ”我说：“因为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着急，无所用心。

    ”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

    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

    ”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

    ”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

    ”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

    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

    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车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着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

    ”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

    ”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

    ”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

    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

    ”说着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里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

    ”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

    ”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

    ”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

    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

    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

    ”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

    ”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

    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

    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

    ”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

    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