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

    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

    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

    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

    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

    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

    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

    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

    那天我碰到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

    我把信给了池爹，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

    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

    ”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儿，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

    ”可还是忍不住拆了。

    他看了信，便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就一头栽在地上，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

    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

    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

    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状。

    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而且，公布的罪状与他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

    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

    一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请父亲出来说句公道话。

    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

    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

    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

    ”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地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

    ”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

    ”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

    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

    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

    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

    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

    “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

    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

    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

    同学们一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

    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

    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