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抱紧，至于染血的无纺布袋子则交给警官们作为物证带走。

     既是受害者又是幸存者，当然跑不了被盘问。

    然而不管被问到什么我都只有一种回答——“我不认识那个人”、“他戴了墨镜看不见脸”、“没有发生交谈”、“太害怕了不记得”。

     就算那位暗黑系好心路人捂得跟绝症病人似的，警察先生们还是锁定了他的身份：盘踞在港口的黑手党成员。

    早已猜到答案，我从头到尾闭紧嘴巴很是惜命。

    不管怎么说那黑衣青年好歹饶过我，鉴于本地武装社团的凶残程度，我一点也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把他或是他的同事再次召唤出来。

     由于附近监控也没能拍到详细画面，作为食物链底端草食动物的我在三个小时后被警官顺手送到出版社门口。

     人在横滨飘嘛，这次没死说不定下次就死了，既然还有机会就得尽快把约定好的事情先办完。

     接待我的是位个子矮小头顶颇为荒漠化的中年男士，容我偷懒就喊他撒哈拉吧，贴合人物形象的名称便于记忆。

    临时工奉上白开水后撒哈拉问了几个简单问题，无非“稿子从哪里来？”“写稿子的人呢？”“多少字数，印多少本，需不需要雇佣工人校对？”以及“选择哪种类型的装帧。

    ” 后面那些内容无一例外都牵涉到结算金额，事关钱的问题，撒哈拉显得非常计较。

    他对于输入法不把标点符号算作一个字的做法大为不满，就好像我占了多少便宜似的。

     “我已经亲自校对过了，也自行准备好电子档，只需简单调整排版布局。

    包括插画也是我画的，作者很年轻，已经去世了，是我的友人。

    ”我垂下眼睛，怕被对面过于强大的圣光闪花。

     撒哈拉端水的手顿住，非常符合世俗风情的神来一笔：“恕我冒昧，究竟是您先生的遗稿还是您友人的遗稿？我似乎听到了指代男性的代词？” “是友人不是先生。

    ”我很有耐心的回答他：“我曾经得过他的帮助，可惜其人英年早逝，唯余手稿数卷。

    想来如今除了我，大概也不会有太多人记得。

    ” 世俗观念中只有关系极其亲密之人才能放心托付遗志，然我却是真的冤枉——这世界上不会再有比织田作之助更正直的人了，我深刻怀疑他连吐槽朋友的俏皮话都不会说，更别提与有夫之妇发展出什么不合时宜的关系。

     我们只是救援者和被救者偶然成为朋友的情形。

    至于他为什么会把遗稿送到我这里，大概是其他友人不方便，或者因为只有我还留在近似的出版行当里挣扎混饭…… 撒哈拉用一种非常油滑且难以形容的表情重新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好吧，那也没关系，反正是已经去世的人。

    您打算印多少？” “一万本？如果送完了再加印，您觉得怎么样。

    ”我反问回去。

     横滨可是岛国人口数量排到前三的地区，区区一万本书，撒出去连朵浪花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