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事务所，我开始翻看接下来案子的卷宗。

    突然事务所的接待员小陈通过电话内线跟我说有一位潘先生找我。

    我心里大概知道他所为何来。

     潘先生之前找过我一次。

    他的儿子斗殴中伤了人，伤者现在在医院里还没渡过危险期，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个精神病的证阴，找到我希望我能为他儿子做是精神病人的开脱辩护。

    被我拒绝了之后，这次不知道又想怎么样。

     “顾律师，我这次来是希望您能再重新考虑一下之前我的请求。

    您看，小孩子打打闹闹的很正常点儿事儿。

    谁小时候没打过架啊，因为这点事儿就让我儿子的人生留下污点，这会毁了他的。

    ” 听着潘先生的话，我一直忍着没说的话还是冲口而出： “潘先生，您的儿子已经是19岁了。

    从法律的角度他已经具有了独立行为能力，需要对他自己所犯下的罪过负责了。

    另外对方现在还躺在医院没有渡过危险期，这不是你所谓的小孩子的打闹。

    ” 可能是我的语气过于冰冷，潘先生有点尴尬。

    他支吾了半天，突然从带来的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放在了我的面前。

    接着堆着满脸的假笑说道： “这里面有三十万人民币，这不算在律师费里。

    只要您肯出庭，这钱就是您的。

    当然如果胜诉了，我另有重谢。

    卡的密码是......” “这个卡我不会收，这个案子我也不会接。

    您要是真想为您儿子好，还是多去医院看看那个受伤的孩子吧。

    他要是真有个什么万一，你儿子就不仅仅是故意伤人那么简单的罪名了！” 潘先生看我态度坚决，气得拿起了那张卡转身摔门走了。

     我又继续翻看着手里的卷宗，又看了两遍后，记录了一些关键性信息走出了事务所。

    虽说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我不是个喜欢被动挨打的人，而且我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事实真相，从而考虑如何帮助我的当事人。

     我开着车向着当时案发地点行去。

    把车停在了附近，我认真的观察着这里的环境。

    这是一条比较僻静的巷子，两边都是住宅楼房。

    这一片儿应该是建成的时间不长，所以入住的人口并不多。

    我的当事人的大学离这里不远，他之所以会骑着自行车经过案发地点，也是因为他最近发现这是一条能够到达学校的近路。

    这里的监控设备刚刚安装上，还没有正式启动。

    案发地点对着的商铺还没完成招商，只有斜对着的几个商铺开了业，不过似乎也没什么生意。

    不过我还是走了过去，一家一家的与老板商量，看看是否能看一下他们店铺门口的监控录像。

    看了一圈，还真有一家的监控录到了当时的情况。

    按照我的当事人提供的时间点及他打给120的电话时间纪录上来看，录像上的时间节点里能够看到一个男生骑着自行车，突然停了下来。

    把自己车子放在一边就跑出了画面，画面中只剩下一个自行车放在那里。

    过了很久，这个男生才过来取自己的自行车走开了。

    这段录像画质不够清晰，无法辨认清这个男生的面目。

    但从时间和位置上来看，应该就是自己的当事人才对。

    虽然还不足以成为证据，但这至少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

    只要自己的当事人是真的无辜，自己就有足够的立场帮他洗刷冤情。

     我站在案发地点等着，过了十几分钟走过来了两个女孩子，我连忙过去询问她们案发当天是否曾经到过现场，是否对我的当事人有印象，是否目睹了案发时的经过。

    虽然跟她们纠缠了将近二十分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