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他进来，惟有探春、惜春、贾环站了起来”，为什么迎春仍然坐着？因为她年龄比宝玉大，是堂姐。
根据那个时代那种宗法社会的伦常秩序，迎春即使性格懦弱，也无需站起来，并且不能站起来。
荣国府的日常生活是按封建礼法组织起来的，在这个前提下，迎春不用自己争取，该享受到的礼遇她全能享受到。
迎春在那个社会里，是侯门小姐，亲父袭着一等将军爵位，养父在朝廷里担任有职有权的官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她没为社会生产出任何价值，却每天消耗着劳动者的血汗。
这样一个生命，有什么好为她惋叹的呢？
阿婵又来做客。
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阿婵说，迎春属于社会强势集团里的弱势人物啊！
在这一点上，我们形成了共识：社会各族群各阶层，固然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在所谓强势族群和阶层里，也有其边缘人物，他们相对而言，可以说成是强势中的弱势。
阿婵说，她常有那样的联想，就是自己跟迎春有某些类似之处。
从她自身的状况而言，在当前的社会里，属于职业不错、收入颇丰的中产阶层，她有时会接触到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快餐厅和超市的服务员、开出租车的“的哥”“的姐”、物业公司的保安和绿化工人等等，想想那些人的状况，她知足。
但是，她却不能“常乐”，甚至于，常常陷于忧郁。
她说她的心理状态还算好的，她的一位同事，同龄的“白领丽人”，就已经患上了抑郁症，虽然已经投入了治疗，但效果不佳。
阿婵说很怕自己也跌入抑郁症的坑穴。
我理解，阿婵他们那一代都市人，之所以忧郁甚至抑郁，主要是社会的竞争机制，给予他们心理上很大的压力。
阿婵在和我讨论中，常提及我近年的小说，她说我那发表在2004年《当代》的《站冰》，里面的几个底层人物，或者被历史的记忆所困扰，或者面对现实的阴暗面可以用比较粗糙的方式应对，但是，像她这样的“都市白领一族”，历史于他们而言淡如烟云，现实的刺激呢，却敏感得要命。
虽然坐在星巴克咖啡馆品一杯卡布其诺，翻阅着一份时尚杂志，似乎是在轻松地阅读关于妮可?基德曼私人生活的一篇报道，其实，心里塞满的是苦杏仁，血管里流淌的是黄连汁。
为什么往往是扔开那精美的时尚画报，而如痴如醉地翻阅朱德庸的《关于上班这件事》？个中原由，不必点破道明。
阿婵向我建议，今后无妨写写“当代迎春”的生活。
她说，你写底层，哪位底层的人士能读到你的小说？当然，把底层写给中产阶层看，也有一定意义，但是，中产阶层自己也接触底层，何劳你来展示其生存状态？要说唤起同情与关注，那么，也不需通过小说来触动良知。
那么，你竟是写给上层看？那就更会希望落空，大概看到你写底层人物小说的上层，比看到你那小说的底层人物，还要少，甚至于接近于零。
你不如多写写中产阶层，读小说相对还多些的这个社会族群，让他们从亲切的文学场景里，去获得些启迪为好。
阿婵跟我来往不久，就能这样坦诚建言，令我感动。
不过她对题材的褒贬，我还不能马上认同，容当思考后细论。
我对她说，听了你这些话，我对你为什么对迎春这个角色感兴趣，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咱们就细说迎春。
3
迎春在荣国府里，说她是强势群体（主子）里的弱势个体（懦小姐），当然说得通。
曹雪芹实际上也是这样来给她定位的。
荣国府里的主子之间，有明争，有暗斗。
邢夫人虽然不住在荣国府里，但是她每天要从自己住处到荣国府来，给贾母请安。
邢夫人跟王夫人的暗中较劲，书里写得不少。
贾政王夫人把贾琏夫妇请到荣国府来管家，按说，对贾赦邢夫人而言，是一桩体现家族和睦、弟兄互助的美事，但实际上出现的事态，却是贾政不问家事，王夫人把大权完全给予了凤姐，贾琏成了个被凤姐辖制的配角甚至傀儡。
邢夫人怎能甘心自己作为长房长媳而毫无发言权、控制权的局面呢？她就常常通过给凤姐出难题，来扫王夫人的脸面。
绣春囊事件，由邢夫人把那囊封起来交付王夫人而引发，邢夫人实际上就是对王夫人发难：你不是荣国府正牌诰命夫人吗？看看你当的什么家！看看你那内侄女拿权使势，把大观园弄成了什么样儿？
对迎春，邢夫人何尝有什么感情，本来那也不是她“身上吊下来的”（这是她自己使用的语言），但是，她也还是把迎春当做一张牌，必要的时候，也会算进赌注里。
第七十一回，写贾母八旬大寿，来了贵客南安太妃，南安太妃提出来要见宝玉和小姐们，贾母随口吩咐，让凤姐去叫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吧”，这显然是对迎春和惜春的轻视，两位小姐自己倒无所谓，“邢夫人自为要鸳鸯之后讨了没意思，后来见贾母越发冷淡了他，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要见他姊妹，贾母又只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无，自己心内早已怨忿不乐”，于是抓住荣国府两个值夜班的婆子说了“各家门，另家户”的话后，凤姐决定对其处罚一事，便“嫌隙人有心生嫌隙”，在贾母的寿诞庆典还没落幕的时候，当着众多的人，以所谓替婆子求情的幌子，给凤姐一个大没脸，当然也是“敲山镇虎”，给王夫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