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纹一类的生命确实“器小”，但我们对这些有着庸俗疾患的个体生命应该理解多于批评、怜悯多于嘲讽。

    秋纹器小究可哀。

    我们要哀其不幸感染了庸俗病毒而不自知。

     什么办法能够疗治庸俗？其实回答可以非常明确，那就是由一部分文学艺术承担起这个心灵熏陶的任务。

    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具有反庸俗，或者说是疗治庸俗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细读细品这样的文学艺术精品吧，树立起个体生命的尊严感，将自我与他人，与群体，与天地宇宙，和谐地融为一体。

     原是天真烂漫之人 1 一位来访的年轻朋友看见我在电脑上敲出这个题目，不假思索地说：“啊，你这回是要写晴雯吧？” 我对他说，会提及晴雯，但“原是天真烂漫之人”这句考语，曹雪芹可不是写给情雯的，他就猜：“黛玉？芳官？……” 这位年轻朋友对《红楼梦》文本不熟悉，产生这样的反应是不稀奇的。

    我就告诉他，这个对人物的直接性评价，出现在第七十四回，是曹雪芹对王夫人秉性的一个概括。

    年轻朋友吃了一惊：“真的吗？怎么会呢？王夫人她‘原是天真烂漫之人’？！” 2 从1954年以后，把王夫人定位于迫害女奴的封建女主，已经成为许多论家乃至受其影响的读者的思维定势。

    这种以角色阶级地位为其定性的观点，应当尊重。

    曹雪芹的《红楼梦》文本具有浪漫色彩，不是严格地写实，他还原是天真烂漫之人特别爱使用“烟云模糊”的艺术手法，一开篇就宣称他所讲述的故事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但是，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还是不难认定，他写的朝代年纪就是清代康、雍、乾三朝，而主要情节背景是在乾隆朝初期，我认为从第十六回到八十回，大体是写了乾隆朝一春、二春、三春里发生的事情，到八十回后，则“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邦国呢，就是中国，地舆呢，从第三回以后至八十回，基本上都写的是北京。

    因此，总体而言，《红楼梦》的文本特性，还是写实的。

    它的人物、事件、物件、乃至细节和某些具体的人物话语，多半是有原型的。

    鲁迅先生对它的评价是“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抓住了它本质的一面。

    请注意，我说到原型时，说“多半是有”，并没有绝对化。

    我对某些书中角色进行原型研究时，并不是把生活原型去跟艺术形象画等号，我的目的，只在于揭示这类写实性作品从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奥秘。

     书中有一大事件和一大空间，显然是艺术想象大大地超越了生活真实。

    一大事件就是元妃省亲，一大空间就是因元妃省亲而派生出的大观园。

    余英时先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论述，对《红楼梦》文本的写实世界和虚构世界有严格区分，也论及其相互交融。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红楼梦》文本的写实成分。

    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及恩格斯关于写实性质的小说应该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断，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但一些论家仍能根据《红楼梦》的文本，论出书中人物的阶级特性，并将主要的一些艺术形象纳入“文学典型”的范式。

    当然不能据此去判定曹雪芹早于马、恩就具有了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能力，以及刻意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自觉，曹雪芹不可能有那样的历史观和艺术观。

    但他写下的文本能让二十世纪的一些论者并不特别困难地使用阶级分析和艺术典型的方法，来诠释这部作品，却也证明着曹雪芹的伟大――正因为他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以真实为目的，因此，他就提供了后世论家对这样一部基本写实的长篇小说的开放式阅读欣赏的可能。

    这是写实的胜利，可谓“真实就是力量”或“真实就是魅力”。

     3 小说中王夫人的原型，应该就是康熙朝后期至雍正朝初期江宁织造曹的正妻。

    当然，从原型到艺术形象，曹雪芹有许多的变通之处。

    曹和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