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一种隐秘的逃脱意识，我在念大学的时代每逢寒暑假都不爱回家，总混在一些有家归不得的侨生里面向舍监申请留宿。

    条件之一当然是要缴交足额的宿舍费，之二是得迁出原先的房间，去和几个越南或缅甸来的外系同学挤。

    我对侨生没意见，可是我一旦搬进去，便形成一种侵犯他们那个小社会的力量。

    于是其中一个负责夜间门禁管理的缅甸学生后来跟我打商量：如果我答应不搬过去，他可以通融在晚上特别为我住的那间（其实是我们角落里那四间）寝室打开电源。

    这么一来，我甚至可以根本不必提出正式的留宿申请，不必缴交任何费用。

    我只消在学期结束前另外打一副钥匙，便可以于假期间随时进出宿舍。

    唯一不方便的地方是我必须在房门上方的气窗和面向网球场的推窗内侧贴一层黑纸，以免室内灯光外泄；而我也只能在桌角和床板之间架一盏六十瓦的小灯，并尽量在夜间活动—不发出任何声音地活动。

    换言之：像只老鼠一样地活动。

     我正式当上老鼠是在大二上下学期之间的寒假，很觉得之前两次假期所缴交的留宿钱简直是虚掷浪费，且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侨生们不喜欢我闯入他们生活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嫌我的脚丫子气味不佳—关于这一点，其实无须辩解，因为没有人会觉得别人的脚丫子气味如何如何之佳的。

    总之，过着老鼠一般的生活的那个假期虽然只有一个月，于我却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回想起来，它好像不只一个月、不只一个严寒的深冬；它仿佛总括了我的大学生活、少年终页、黄金岁月。

    也是我此生第一次开始进入一种真正的、彻底的、离群索居的日子。

    比老鼠还老鼠—起码老鼠还不必在同类出现的时候躲躲藏藏，而像贼一样住在一所以讲究德育驰名的天主教大学里，我最好是不要和任何人接触，因为一旦接触了，势必会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一个非法的存在。

    你绝对可以想像那情景：走在清冷的校园里的某一刻，有人喊着：“张大春，你怎么会在这里？没回家吗？有什么事吗？”或者：“你还住在宿舍里吗？”那样我就必须撒谎。

    随便说什么都是撒谎。

     是的，我还住在宿舍里。

    每一天，只在黄昏之际、下午六点钟到来的那个刹那，缅甸侨生替我打开电源的一瞬间，整个世界和我有一点联系。

    也只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有人还知道并且认同我的存在。

    除此之外，那样的生活甚至在描述它的时候都令人乏味；我每天清晨大约六点起床，蹑脚走出宿舍，从校园东侧的小门出去，走十七分钟到一家叫满园春的面包店买半条吐司面包、三盒牛奶、一百公克火腿片，回程时一家专门供应附近自助餐厅趸售熟食的小店刚拉开铁卷门，在那里可以买到滚烫的卤蛋和高丽菜，老板娘心情好的话还会舀一勺辣椒小黄瓜搁在塑胶袋里。

    这些是我一天的伙食—星期日除外，这一天没有熟食，因为自助餐厅不开张的缘故。

    我通常在星期日这天上午搭一个半小时的客运车回家，吃午饭、拿零用钱和六天份的水果，然后去逛书店，把没缴出去的宿舍费和省下来的伙食钱全花在那里。

     我的确读了不少书，这是先前我说过的像老鼠一样独居“于我却有无比深远的影响”中的一个影响。

    但是我比谁都清楚：那样读书既不是为学业成绩有所表现，也不是为追求知识与探索真理，而只是我提及的那种逃脱意识的延伸。

    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没有别的动机或目的；纯粹只是逃脱而已。

    我每天捧着一堆食物，悄悄溜进宿舍，把网球场那边推窗内侧的黑纸揭开，让天光透进来（因为早上七点过后，缅甸侨生就把电源切断了），然后我就钻回被窝，随手拾起一本散落在床上的书来看。

    肚子饿了，我可以不必起身，因为食物以及一大壶夜里用电烧开的水就搁在反手够得着的桌面上。

    除了刷牙和上厕所，我几乎不离开被窝，我甚至可以一整个月不洗澡。

    有那么一个深夜，当我蹲在一间厕所的马桶上拉屎的时候，听见缅甸侨生和他一个同乡一面小便一面说：“那个张大春刚才一定来过。

    ”“你怎么知道？”“暑假他和我们挤一间，他身上有怪味。

    ”“真的？”“真的。

    所以他到哪里我都知道。

    ”于是他们一同笑起来。

    之后我躲回寝室，把柜里的衣服、床上的枕头，还有高高隆起、已经发硬而大体上仍维持着中空形态的棉被嗅了个遍，除了袜子的气味不佳之外，其余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