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值卯之克应，并有“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之语，这“僧成群”几不可解，甚或可能是“增成群”之误植。

    高阳闻言大惊，道：不不不！你解错了。

    ‘僧成群’绝非误植，其实另有典故出处。

    ”可是他并没有说明那另外的典故出处为何，反而岔开话题问我：“你怎么会去读知机子的书？” 我遂将当日的一番际遇如实告知。

    孰料高阳当即拊掌捶拳、迭声长叹：“遗憾哪！遗憾！”随即嘿然不语，我亦不敢多言，只能陪作黯然神伤之色，频吃京料理的怪状寿司了事。

     数年之后，高阳因肺疾入院，我前往探视。

    但见他槁颜枯爪，如活髑髅。

    但是在病榻之上，他仍强自宽慰，大谈命理运势，直说自己“还有卅载阳寿可供挥霍，一甲子后再言去留”。

    正谈到这里，高阳的眼眸猛地亮了一下，道：“赵太初你后来见了没有？” “谁？”我愣了一下，直觉还以为高阳已经病入膏肓、神昏智迷了。

     “他不是说同你一定后会有期的吗？” “谁？”我又问了声。

     “无相神卜知机子赵太初哇！你们不是在那个什么书局见过的嘛？”高阳露出非常明显的、不耐烦的表情，接着说：“他们结拜弟兄七个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听了几十年，不过知其一二，其中还有许多情由缘故不能分晓。

    你下回若见着了赵太初，就跟他讲：高阳要同他好好谈上一谈。

    ” 我唯唯而退。

    是年六月六日，高阳逝世。

    七月十三日，我从那个主办日本旅游团的文学杂志主编手上接到一个包裹。

    这位主编告诉我：“高阳说，他出得了院就还他，出不了院就交给你。

    ” 包裹里是七本书和一叠半影印、半手写的文稿。

    面对那七本我曾经“寓目”的书，我竟丝毫不觉讶异，仿佛早在数年前共饮于京都某料亭的那个夜里，高阳已然向我宣示了他和我的偶遇相知其实同这七本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真正令我惊奇的是：每本书的扉页，乃至几乎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注记着关于书中所述之事的考据细节。

    于我印象尤深的一则题写在《七海惊雷》的封底：“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

    ”对我而言，这简直当头霹雳—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刻，我仍旧将《七海惊雷》当武侠小说来读。

     至于其他各书，比方说《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的著者“陈秀美”三字上画了一个大“×”，改以这样的三句话：“此书实为钱公静农私学，倾囊而授其徒，果其为学之不私耳。

    ”《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作者“陶带文”三字上也画了一个大“×”，旁边另注曰：“此李绶武之作也。

    李代桃僵，放托姓‘陶’。

    前蜀薛昭蕴《小重山》词‘舞衣红绶带’，可知带即绶也。

    易武从文，姑隐其志；可不悲夫！”此外，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和《食德与画品》的封面上各写了五个大字：“此真小说也”。

    而在《神医妙画方凤梧》的封面上则注有朱笔小字三：“待详考”。

    最莫名其妙的是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的蝴蝶页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物无不有表里，人无不有死生。

    表者里之遁，里者表之遁；死者生之遁，生者死之遁。

    是书之表，皇皇乎独发奇门之术，见微知著、发幽启明；然余疑此书非关死生而另有所遁。

    恐其里实为万氏之徒策应联络之暗号历法也。

     这段文字里的“万氏”二字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无巧不巧，《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正姓万，名砚方，字正玄，别号竹影钓叟。

    更有趣的是，我立刻联想起许多我读过的传记或轶闻传说之类的文字之中提到这个名字：一个曾经富可敌国、势足乱政的黑帮老大。

    相传他在数十年前遭到暗杀，无人知其究竟，亦无人胆敢探其究竟。

     然而，我从高阳留给我的那七本书上的眉批夹注，以及高达六寸的文稿之中逐渐摸索出一些线索，它是一套迫使一个像我这样读书不敢逼近结局的人不得不去面对的蛛丝马迹，引领着我那份带有强烈逃脱意识的好奇心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我从来不知其居然存在于我生活周遭的世界，最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个神奇的、异能的、充满暴力的世界—无论我们称之为江湖、武林或黑社会—之所以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居然是因为它们过于真实的缘故。

     只有像我这种老鼠一样的人才会了解：那样一个世界正是我们失落的自己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