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双入社之后的确干了几件可以换取富贵的勾当。

    《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提到了另一个事件。

    早在民国十八年中—其实也就是邢福双还在砍佛头、运佛头期间，河南开封出现了一个暴力组织，称“三民主义大侠团”。

    为首一人姓戴名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

    这个组织中的重要成员还有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和居翼，此四人各取其姓名之一字合刻了一个活字印，是为“龙王一翼”—人们可以把“龙王”想像成戴笠，而此四人为其辅佐；当然，这几个成员也可以把“龙王”解释成“老头子”，则“老头子”欢喜重用这个大侠团的程度也就不言可喻了。

     民国二十一年秋，“老头子”已经复行视事了几个月，权力益形稳固。

    是时冯玉祥正准备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要组织一个抗日联盟军或同盟军，由冯氏自任总司令。

    但是冯玉祥总担心日后“老头子”会基于他“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主张而利用其大元帅之职横加掣肘。

    于是冯玉祥买了十多个叙利亚籍的凶手，化妆成印度阿三，潜入南京，准备向“老头子”下手行刺。

    不料此事早为“三民主义大侠团”的外围分子所侦知，立即驰电南昌，再由居翼亲率邢福双往南京，两人联手，在火车站截下这一批乘津浦火车南来的杀手。

    这件功劳，居翼并没有独占—他是另有图谋而然的—因为护驾有功，他得以亲随戴笠面觐“老头子”。

    “老头子”温言相谢，称许他是“民族英雄”，自然也问了他对前途有些什么想法。

    居翼表示他想请调山东，到北方去替“蓝衣社”、“大侠团”开疆辟土。

    这一点正暗合了“老头子”从万砚方处听来的想法。

     但是“老头子”没想到的是居翼要上山东不为别的，只为了邢福双说过的八十四颗沉河的佛头。

    这，也才引出了欧阳昆仑从拍花贼手上救出个小女孩儿的真人实事。

    关于此事，得从我那彭师母身上说起。

    但是我非先绕回头说红莲和孙小六的事不可。

     约莫就在红莲开始变成我“唯一的女朋友”之后，我的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变—读书、写研究论文、发表些小说……诸如此类原本塞满在我生命中的事变得一点儿也不重要起来。

    与红莲丰盈、饱满、汁液欲滴的肉体相较，我曾经浸润其间，不肯自拔的世界—也就是那个只有白纸黑字、黑字白纸的文学天地变得很不真实、很不具体，甚至可以说非常虚假且非常可笑。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红莲再一次出现在我宿舍门口的时候，我整个人（严格地说就是从颅腔以迄于腹腔的这一大块）仿佛猛然间被一只挖沙石的怪手给掏空了一下。

    可是在肉体的感觉上，那一下掏空之处却有如同时给填入了比五脏六腑还要沉重又坚硬的一捆炸药—它在刹那间引爆，几乎炸销了我所有的神智、理性或思考能力。

    她穿一袭领口开得有点低的艳红色连身短裙，露出两截白胳膊、两条白腿，底下赤着双脚，同样是艳红色的高跟鞋拎在手里，手是搭在肩膀上的。

    她笑着，同时直伶伶勾视着我的眼睛，忽而左眼、忽而右眼，好半天才说：“不是说好了要再来陪你睡觉的么？” 坦白说，我忘了当时是上午还是下午。

    我也不记得她离去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

    至于中间这一段，可能是三天三夜，也可能是七天七夜，总之我们既没有出门，也好像没有下床。

    我们连饭都不吃—只在喘息的空当随手往我的书桌上抓一片吐司面包或者一瓶矿泉水吞几口。

    等到我们干得筋疲力尽，连呼吸都觉劳顿不堪的时候，大概就会沉沉睡去。

    不论谁睡了，另一个也撑不过太久。

    等其中一人醒来，就摇起另一个来继续干下去。

    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

    我不想说什么，红莲似乎也一样。

    换言之，我们只是在用呼吸、呻吟、笑、喊叫以及我们能够发出的任何声音—任何没有意义的声音—彼此探询以及回答。

     毋庸讳言，那是我的第一次。

    它一点儿也不像小本书刊或《O娘的故事》录影带上所叙述、表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