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是在此之前不知多久我曾经翻过的一本书，翻阅它的时候，我大约就像一条河床上的一颗小卵石，任弱水三千淙淙流过，在阅读的当下（或许）有一种愉悦、丰饶的幸福之感。

    但是诚如我曾经说过的，我并没有像那些爱读书、擅读书的人一样，从头至尾，细细品味，以致留有深刻的印象，或者得着宝贵的教训。

    我不是那样的人。

    多年来我读书几乎从未终卷，总是在读到差不多的地方为了不要对这本书得着什么样的“结论”而下意识地匆匆逃开—也就是从这本书里随便拣拾一个疑惑、一个难题，然后逃到另一本可能藏有解答的书里去。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我翻读寓目的。

    那是某个午后，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一爿书店“三民书局”之中，我用这种接驳式阅读法所读到的第三本书。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其间我终于勉强写完那篇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当了兵，干了两年专业作家，还给某家因解严而得以开办的晚报做了一任副刊主编，同时回到母校辅仁大学任教一两门有关现代小说和散文的课程，将近十年混下来，开始有不少读者透过我写的作品知道了我这个人，也有些媒体刊物因为缺少填充版面的材料而报导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乃至我不知节制随口跟人闲扯瞎说的一些对社会也好、对政治也好、对随便什么狗屁公共领域的什么狗屁意见。

    于是认识我的人逐渐增加了，我能够像老鼠一样过着那种随处躲藏、随时逃脱的日子也就变少了—我甚至不在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会在大马路上、饺子馆里或者公共厕所的尿斗之间喊我的名字—这是灾难—有一个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家伙在青年公园的公厕之中认出我来，大叫一声：“张大春！”同时转过身，可是却没有停止撒尿—可想而知，被滋了一泡尿的所谓名流其实是非常颓丧失志而几乎要崩溃了的。

     那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之后数日的一个傍晚，我刚拆开他所遗赠的书籍和文稿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忽然发现了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五个大字：此真小说也。

    ”那明明不是一本我们所惯见的小说，而是一部考掘自明清之际流传的名医叶桂及其门下分布、演变的医道史，为什么高阳会说它是一部“真小说”呢？就在彼时，此书作者的名字映入眼帘—令我想起当年在青年公园听孙小六说起过的那个长着又长又大的门牙的老人：汪勋如。

     几乎是以一种凭吊的心情重返青年公园的那个下午，天空中飘落着牛毛细雨，我不知道自己确实想凭吊的是什么。

    同高阳亦师徒亦朋友般的交情？是的。

    与孙小六在此溷迹数昼夜而不为人所知，最后还在彭师父那儿闹了半天的荒唐往事？也是的。

    然而—就在我被那个混蛋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裤子的同时—我忽然觉得，最值得凭吊的应该是那些看来一去不回的、像老鼠一般藏闪躲逃的生活，那是真正令人向往难舍的部分。

     这样说有些伤感或滥情。

    我想我还是把整个经过用白描的方式讲出较好—它们看起来也许只是简单朴素的事实，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至于有所遗漏；且惟其如此，我才能知道为什么日后的我之所以变得容易伤感且流于滥情的真正原因。

     被那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了的不只是我裤子的右侧，还有卷在我右手之中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作者是汪勋如—自叶桂、吕四娘以下所传授于“河洛二汪”的医学流衍记录。

     也许要归咎于我那个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