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暂时放下茶园仓库里那两个怪老头的疑团，也暂时不去叙述接下来时不时前来骚扰我们的电力公司、水力公司和电信局工务组的那些个“人员”。

    我还是从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这座宅子内部的一些细节往下说去罢— 我写作论文的那张梳妆台是合板贴皮制成的，它的一只脚已经折断了，尽管我给垫了两本书在下面，仍是晃动不已。

    一写字，就有如坐上了一辆老爷车，东倒西歪地颠簸起来。

    这为我日后的写作生活伏下了很不好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在任何平整安稳的桌面上写出一个字来。

    虽然我很厌恶所谓写作依赖某种灵感的说法，但是坦白讲，如果一张写字桌不能有那么点偏倾侧斜之势，我是一点灵感也不会有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孙小六的行踪暴露之后，他不能再替我搬运任何一本参考书，是以计划中皇皇三十万言的论文原本应该援引、摘录的古代典籍、近人论著和其他很可以充填篇幅的资料都没了着落。

    这使我的写作耽搁了好几天。

    终于在某日小五再度前来的一个周末中午，我再也忍禁不住，竟然坐在那张长板凳上啜泣起来。

    小五起先只是安慰我不要着急，总会想出法子来的。

    由于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她便又劝我，如果压力太大，也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等以后当完了兵再慢慢儿找时间把论文写完。

    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办理休学手续得亲自跑一趟学校—能亲自跑一趟学校而无送命之虞的话，我又何必办休学呢？总之，我被困住了—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不能随意读我应该读或想要读的书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惩罚。

    这使我真正地感受到囚禁的苦闷和失去自由的寂寞。

    我一面掉着泪，一面不断地跟小五说：“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

    ”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四个字更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

    我起码说了三百次，且在意识的底层想到许多古今中外受过牢狱之灾、遭到放逐之祸的伟人—我相信他们在真正体尝着我这种心情的时候一定也不停地说着“我好难过”罢？ 最后小五随口问了我一句外行话：“难道一定要读那些书吗？” “什么意思？” “不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就在我正要说“当然不能，这是硕士论文”的时候，灵感来了—我的眼前乍然一亮！为什么不能？我转身进屋，坐回那动辄摇晃颤抖的梳妆台前，伏案疾书起来。

     从这一天起，我不再去想参考书的事。

    如果有需要援引古今中外著名经典或研究资料的地方，我就瞎编一个人名、捏造一个书名、杜撰一段看起来像是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出、写出且恰恰可以充分支持我的论理的语言。

    坦白说，这样的勾当作来十分有趣，几乎像是上了瘾一般，我越来越觉得发明一个论文中的理据要比推演一套严整的论述或者归纳一个抽象性的命题来得更加迷人。

    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创造了一百三十二个不存在的人、两百零五本不存在的书、三百二十六则不存在的论述。

    如果不是因为缴交期限已至，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直到天荒地老。

     在这种可以说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文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多想现实的问题。

    比方说，我是不是真能如期写完？就算如期写完，我又该用什么方法把手稿交给打字行打字、排版、印刷、装订？就算连这些都能顺利搞定，我又如何避得过那些撒下天罗地网，随时可以在大门外把我抓走的恐怖分子，前去参加论文口试呢？说句更实在的话，我连口试是哪一天、在哪里举行都不知道—我已经彻底和这个地遁阵之外的世界隔绝了。

     但是，奇迹也因而发生。

    在茶园仓库的一场恶斗之后不知多久，孙小六发现我们的口粮已经没了，只剩下几根鳕鱼香丝和半包发了霉的王子面—连喂那几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