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孙小六赤手空拳打落楼顶、飞入茶园的一十八个所谓“大内高手”像气泡一样消失了。

    这一次突袭并没有惊动我们那些互不关心的邻居。

    直到近十年以后，当我从汪勋如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读出它和现实世界之间隐勾暗串的诡异关系，而且被家父严辞训斥—也可以说指点—了一番，我才回忆起这场乍起乍息的打斗之所以立刻“事过境迁”，其实是出于“哼哈二才”的翻覆折冲所使然。

     这二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俱是江南北八侠之中身居第七的白泰官的后学徒孙。

    只不过白泰官为聚敛赀财而收徒无数，徒子徒孙不得不从再收授徒子徒孙才能敷裕开销，所以徒孙再传三数世，便有同门对面不相识的情况发生。

    且因传承浮滥，根柢亦随之而浅薄，你一个迷踪拳、我一个迷踪掌，东一套迷踪法、西一套迷踪功，是以在《七海惊雷》书中便曾借一连串同门相残的小故事指出：在千百个号称皆是白泰官亲传嫡系的后学之中，独有一个门派不以白氏的名号为招徕，那就是“飘花门”。

     根据作者飘花令主夹议夹叙的解说，读者才明了：“飘花门”之所以不肯奉白氏为祖，乃是此门原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其渊源早在白泰官之前—反而是白泰官在浪迹江湖的岁月曾经一度拜投在飘花门下学艺，也不知艺成与否，日后便消失在其余更复杂奇诡的情节之间了。

     纯粹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像《七海惊雷》里白泰官这个角色根本是个多余的、冗赘的，有之无益于主题推进，无之亦不害于情节发展，作者插笔及此，除了说明白泰官原来只是剽窃飘花门本门正宗的迷踪步行道天涯之外，仿佛全然没有其他作用。

     要不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一个下着迷蒙细雨的黄昏到夜晚—家父训斥了我一顿，我是根本不会注意到《七海惊雷》里白泰官的那段枝节究竟有什么旁的意思，乃至同我的现实生活又居然会有什么关联的。

     那一天，家父逼问我和红莲交往的情形，语气出奇的严厉：“那么欧阳昆仑的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没有立刻回答，脑子里尽想着该如何不撒谎而应付得过去。

    正踌躇着，老人似乎已经看出了我三翻五转的思绪，从椅垫里撑身站起，又虾腰拾掇着家母扔在地上的笤帚和簸箕，一帚一帚地扫拂着先前摔碎的一地碎玻璃碴和茶叶。

    我望着他扫过磨石子地面上残留的水渍刷痕，登时联想起小时候站在矮凳上看他伏案描绘古战场山川形势的一些图案—那图案的确跟笤帚的扫痕十分相近，他在画那些古战场的时候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近视眼已经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笔细绘，一丝不苟。

    于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会开始同我说话：“你看这一幅是什么？” 我会指一指那些纵横交错、不下数十百万繁琐线条说：“头发。

    ” “还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扫水。

    ”我说，其实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可是这样的回答会逗得他继续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问：“还像什么？” “烂锅面。

    ” “还像什么？” “毛线。

    ” 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像不出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

    我从来不让他称心如意地得到那准确的答案。

    他也从来不告诉我那答案是“等高线”、等温线”、测地线”、接击线”、战线”、运补线”……也许要到了高中或大学以后的某一日、某一时，我无意间再向家父零乱堆叠着各种书籍、地图、测量仪器和赛璐璐投影片的书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惊觉他其实另外过着一种和我所熟知与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

    那是一个塞满了数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词的世界。

    简单地说，他的工作就是将已经发生且结束了的许多次战役重新描述一遍。

    由于战争必有胜负，是以他可以运用各种文献、遗迹和考古发掘的材料来解释打胜的一方为什么会打胜，而打败的一方又为什么会打败。

    换言之，他先知道了结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个结果的原因。

    对正值叛逆期的我来说，这份工作可说再荒谬不过，因为一切所谓的证据都是在已经预设好结论的情形之下提出的。

    家父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后挑灯伏案，多少年下来，居然就是替已经知道了胜负成败的事涂抹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

    在那样怀抱着义愤的情绪下，我转眼便忘记幼年时代踩着矮凳和他胡说嬉闹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扫过来、扫过去，却总也扫不净地上那些细小的碎玻璃碴的时刻，我猛然间被帚棕拂刷出来、在转眼之间便干逝的平行线条触动了一下，想起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儿时，当这个老人正值壮年的岁月，曾经多么谨慎地维护着我对语言符号的想像力—那应该算是我的修辞学启蒙罢？ 我抢过去，接下他手里的笤帚和簸箕，继续扫着，老人退开两步，我朝他脚下扫了一记，他又退开两步，我再把笤帚伸远了些，假作不小心扫着了他的脚趾头，他笑起来：“咦—！别闹。

    ” 我也笑了，又扫他一下，趁势问道：“你怎么会问起我和红莲的事？” 一听这话，家父才舒展开来的五官，猛地又虬结起来，道：“有人给我寄了一叠照片—还有一张便条，说这女人叫欧阳红莲。

    ” “干吗寄她的照片给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们’的照片。

    ”家父说着时顺手撑高眼镜框，顺手往鼻心眉头狠狠揪揉起来。

     “我们？我们没有拍过—”半句话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窜开一阵森寒，脖根处却同时渗开一片燥热—打从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当兵开始，红莲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来去都仿佛鬼魅一般，没有谁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也没有谁能告诉我，在我们热烈地互相飨以彼此的肉体之后她又去了哪里？其间的过程再简单不过，无论我在训练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国防管理学院”或者是正式服役当文史教官的陆军通信电子学校，经常在逢着放假的日子，一出营门或者走到车站，红莲就出现了，她的第一句话总是：“找个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仿佛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齿交战，浑身上下每一个孔窍都舒张开来，满盈盈一腔欢悦迎接着她的身体。

    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无论是乌日、积穗、平镇—只要在营区附近触眼可见、距离最近的情人旅馆—都留下我们裸裎厮杀的踪迹。

    从某些细节方面言之，我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能从红莲所做的些微不经心的动作或反应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说，我们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发现她对脊椎骨沿线的肤触有着极其强烈的感应，一经指尖轻轻撩划，便止不住地打着哆嗦，微启的眼帘底下露出两弯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给抖到额头上方去了。

    我试出这个门道，自然加意撩划。

    几回之后，红莲忽然睁开眼皮，轻轻笑了，低声说了句：“多了。

    ” “什么多了？” “你如果不去体会，”她紧紧搂住我的背，翻身躺平，又闭上了眼，仍旧低声道，“没有谁会告诉你。

    ” 这该算是我学习男欢女爱的第一课罢？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一爿叫做“乌日大旅社”二楼的小房间里，被陈年不曾流通、说不上来是霉味还是腐味的空气浸裹着，我再度跌入一年前那个撞击、爆炸之后一切归于寂灭的空无宇宙，重温如何进入另外一人生命深处的秘密。

    这一次与之前在宿舍里那样的鲁闯莽撞是截然不同的，红莲似乎有意诱导我用一双探访的眼睛去窥看那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