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楼房低矮、招牌破旧的董家镇，水泥铺就的路面骤然换成了尘土飞扬的黄泥土路。

    我坐在黑三轮车上，口罩遮面，兜帽遮头，手放在口袋里，死死攥着一把开刃的螺丝刀——水果刀过不了安检，上火车前已经被我扔在了上海。

    火车转大巴，大巴转黑出租，我终于渐渐接近曾经我出生的地方——楼村。

     楼村并不大，据我在网上查到，共有二百多户人，常驻不到一千人口，甚至不如竺可儿学校的人数多。

     与我想象的红瓦砖墙、绿树炊烟的田园农村不同，楼村道路狭窄曲折，四处都是干涸结块的烂泥，和不知哪来的脏兮兮的泥水坑。

    地上偶尔可见被压瘪的、沾满尘土的塑料瓶，路旁的乱草丛中时不时挂着或红或蓝的破旧塑料袋。

    偶尔可见几幢房屋，或是红砖泛旧成灰败的土桔色，或是刷了一层不知是灰是黄的漆，不合时宜地新着。

    路上的小孩也是脏兮兮的，破旧的棉袄裹挟着瘦小的身子，流着鼻涕时不时追赶跑过。

     我注意到，街上跑的，都是男孩。

     嗅着焚烧秸秆的味道，我裹紧身上的羽绒服，盯着远方灰白的天际线，努力平复此刻心中的不安。

     刘雯劝说过无数次，恳求我不要来，或是让她陪同我来。

    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我被绑架，怕我被捆到医院，割掉肾脏，或是被打晕卖给农村光棍做老婆。

    我们聊了无数次，哭了无数次，但最后的最后，以竺可儿的身份完成期末考试后，我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收拾行囊，趁着寒假，独自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农村。

     付过黑车司机钱，我背着行李包，走进这个倚靠在田埂旁的农村。

    我知道，我干净的羽绒服与这片地方的人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一路上我受到许多人侧目。

    一位带着孩子、颇为年长的阿姨听说我寻找磨坊旁一户姓董的人家，十分热情地抱着她怀里那流着鼻涕的小男孩，一路带着我走过去，亲自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太太，个头矮小，干瘪瘦弱，皱纹遍布的皮肤贴在骨头上，像是蜡做的标本。

    她怀疑地打量了我几个来回，得知我找董改红后，让我进门稍等，她去打个电话把她喊回来。

    我于是跟在她的身后，走进院子，打量着这狭小灰旧的空间。

     这院子里隐约能嗅到动物粪便和中药混合的奇怪味道。

     房子比我想象得更破旧。

    砖和黄泥糊成的墙上，挂着崭新的红对联，越发显得院墙颓败。

    主屋一旁的墙角是铁皮的烟囱，边缘黑漆漆的全是烧灼痕迹。

    窗户一角的玻璃打破了，贴着透明的塑料布，也不知过了多久，脏兮兮的。

    院子角落留着几垄土，大约是种自家吃的蔬菜用，如今已经干枯了，不知名的枝叶留在田垄上。

     那老太太再没出来过，倒是董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