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在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找他们！”我怂恿着。

    没想到一星期后见到他，他沮丧地告诉我：“没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找过了，现任领导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说：“你过去影射毛主席对陈毅过河拆桥，现在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证明没有过河拆桥。怎么能给你平反？”

    这种逻辑，一切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

    门窗还是紧闭着。

    但是，外交的门窗却开出了一条不小的缝。传来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院挨到南京路的一点尾巴，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轮流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啰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出发，我只能独个儿待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制，这是上级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习惯了，也不用做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它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美国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