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衣怒马，年少多金。

    我们兜里各有三五块钱，年轻真好。

     而且，我们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姑娘。

    我们手拉着手，像南北朝那时的同性恋一样，在大街上走。

     我们是长在这方圆十几里上的植物，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可以生长，可以枯萎，可以抱怨，可以喊叫，可以消失，但是不能离开。

     后来，张国栋的DV得奖之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欧洲，在几个古老的大学讲授中国现代电影，无论课程长短，张国栋的结论都是：中国现代电影，没有比张国栋更牛逼的了，如果你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解中国现代电影，看张国栋的作品就够了。

     张国栋没呆多久就回来了，理由和几十年前毕加索的一样：艺术只有在东方，在中国和日本。

    张国栋在学校兼教职，他写信告诉我，原来姑娘也像庄稼和瓜果梨桃一样，每年都有新的一拨儿，新的一拨儿不见得比老的一拨儿难吃。

     后来，桑保疆被他的乡长父亲硬逼着去了新西兰，说是忘不了中文，学不会英文，不要回来见他，如果学有余力，可以辅修工商管理。

    桑保疆在新西兰有个倚山傍海的房子，放闪光雷没有其他活人能够听见。

    春暖花开，桑保疆的泪水流干，网上订阅了无限制版的《阁楼》杂志，每天吃一块奶酪蛋糕，喝一升都乐橙汁，夜里孤寂难耐只得自慰。

    那些纸巾都被桑保疆顺着窗户扔到新西兰的大海里，桑保疆告诉我，好像他去长城刻下“桑保疆到此一游”，他也在新西兰留下了无数小桑保疆。

    纸巾里都是蛋白质，大海里的鱼吃了，都会歌唱：Thankyou，撒泡尿。

    我用电子邮件发给过桑保疆一首李清照的词，反映他当时的处境，最后一句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桑保疆把“到黄昏点点滴滴”七个字当成他MSN的笔名，勾引了好些不明真相的小姑娘，以为他是个写诗的，在网上和他彻夜聊天。

    在桑保疆“到黄昏点点滴滴”到白痴之前，他爸爸在一个新西兰远方亲戚的帮助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桑保疆回国之后，就当了他们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爸爸是总经理，手里控制着号称北京三环和四环之间仅存的几块有百万平米建筑潜力的地皮。

    桑保疆偶尔出现在地产杂志上，开发出来的楼盘，门口都有泥塑的罗马武士和战车，涂金粉，宣传手册上说是秉承大英帝国欧式传统，开创京城改革开放新气象。

     桑保疆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北京的物价没升还降了，三陪还是二百元，偶尔还能砍价。

    他们乡主要干道的树木之间，挂着红布横幅，上面写着魏碑体黑字“必须严厉打击站街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行为”，红布横幅下面都是一百块的姑娘，好找。

    听别人说，桑保疆性生活正常之后，还是落下了后遗症，和人握手时，他的右手力气奇大无比，现在握手只好完全改用左手。

     后来，刘京伟为了避风头在洪都拉斯和古巴各呆过半年，晚上和流浪在当地的中国贪官打一百块人民币为底的麻将，白天骑马，偶尔也骑骑南美的美丽姑娘。

    一年后，刘京伟回到北京之后，在顺义开了个马场，如果熟人介绍同时价钱给足，也可以打很大的麻将，白天骑马，晚上骑北京的美丽姑娘，从背后进入，感觉和骑马很像。

     后来，我们几个再聚，方圆十几里上的建筑像是野草一样，砍了一茬又长出更高的一片，我们的中学已经被酒吧包围。

    中国杂技团的地皮上起了一个淫粉色的公寓楼，叫“坚果公寓”，后来因为寓意淫秽被迫改成了一个毫无特色的香港名字。

    假肢厂似乎还在生产假肢，我问刘京伟，要不要翻墙进去，看看他们生产不生产充气或是塑胶娃娃，刘京伟说，街上那么多真娃娃，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

    我们喝完酒，说还是去看个荤素都有的录像。

    但是走到“永延帝祚”的牌楼，发现“紫光影院”和“朝阳区工人俱乐部”都被拆了，原址上是个洗浴中心，里面一个脏兮兮的小伙计说，冲澡男宾十八块，大厅休息十块，按摩六十，推油一百二十，特服四百，小费和小姐自己商量。

    我们相视苦笑，心里完全没有了中学时停电逃出学校看录像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