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所有人也都没想到，共产党居然调了足够的银元到上海，想兑多少都有，银行又一次通宵办公，一直兑到没人想兑为止。

    就这样，共产党进了上海，人民币也进了。

     不久之后，钟欣愉在香港分行看到新钞。

     新钞上印着发钞行的名字中国人民银行，据说是由华北、北海、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的。

    她还记得在重庆看到过的那些土纸印刷的边区币，那上面就曾有这些银行的名字。

     还有印刷的年份1948，也就是说，早在渡过长江之前，第一套人民币已经印出来了。

     她不禁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不同的。

    没有人再说什么时间紧迫，什么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知道金融是一国之本的道理，每一步都经过了缜密的计划。

     紧接着的那几个月，蒋政府败退，飞往台湾，临走抢运了中央、中国两行国库里的黄金和美钞。

     那几年，中行香港分行的业务做得很好，资产已经有港币六千多万，自然也被他们打算好了，电报一封封地追过来，下令郑经理立即停业清算，带着所有行产赴台。

     但郑经理没有回复，只作不知。

    隔了一阵，那边干脆派了代表过来商谈。

     郑经理推搪，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推到后来，行里收到夹了刀片的匿名信，罗便臣道宿舍门口有陌生人守着，看见行员出来，就一路跟在后面。

     这作派和手法，钟欣愉是熟悉的，她一直知道香港也有军统的站点。

     形势到了这个地步，郑经理干脆关照家里人放了消息出去，说他突发急病，住进了英国人的医院。

    其实却在办公室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锁着门，通过电话办公，召集董事开会，抢着时间把行里的钱散出去。

     全行上下只有几个人知道实情，钟欣愉便是其中之一，也是最不惹眼的一个。

     在别人眼中，她是个三十好几岁的女人，有家有口，还大着肚子，每天由先生开着车接送上下班。

    但他们不知道，她其实是在执行董事会的决议。

     先是筹建中行大厦，在中环德辅道买下一块地皮，立即与打样行签好设计和建筑合同，建材、设备一样样采购起来，全部用的现金。

     行里剩余的资金即刻放贷给在港的中资企业，其中最多的，就是内战那几年设备原料滞留，借机开起来的纺织工厂，这时候已经发展到了100万枚纱锭的规模。

     那一阵，她白天在银行上班，夜里和林翼出去交际，打牌，吃饭，跳舞。

    去见侨领，见那些在香港开厂的华商，聘律师，起文书，外面人看着，也只当是她陪着先生谈书画方面的生意。

     等到全部办妥，郑经理的“病”才好了，出来见台湾派来的代表，把地契、合同、账册，全套摊在桌上，实话实说，钱都花完了，行里账上没现金。

    此时非要他去台湾，便是一系列的官司，牵连到的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利益，港英当局大概第一个不答应。

    代表也知道没有办法，只得作罢，离开香港回台湾去了。

     这件事过后不久，钟欣愉便进了医院，第二次分娩。

    这回是个女孩，起名阿时。

     休完产假，她再回去上班。

    行里人都知道了，说你先生怎么同意的太冒风险了。

     她只是笑着，说自己其实也就跑了几趟腿，实在不算什么。

     同事以为她不懂，给她解释，说虽然港英当局对华人带枪限制极严，但本地也是有帮派的，什么都能搞到。

    你们这么做，其实就是在赌台湾方面敢不敢公然下手。

     但她仍旧笑着，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并非轻描淡写，而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