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

    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

    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

    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

    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

    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

    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

    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

    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

    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 “滚出去！” 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

    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

    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

    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

    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 “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

    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

    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地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

    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

    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

    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

    “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