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非小说类文集，关于当代中国。

    我出国前收到兰登书屋快递的精装本样书，其尺寸厚度和平装本差不多，我当时有些吃惊，不像正常精装本那样大而厚。

    来到美国后读到评论说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又大又厚，都是资料和理论；而这本小巧的书令人亲切，又充满故事。

    然后我感叹兰登书屋编辑用心良苦。

     今天和我美国的编辑LuAnn吃午饭，一位朋友给我们翻译。

    我们先要了一瓶水，一边喝水一边交谈。

    侍者上菜后转身时打翻了那瓶水，弄湿了我挂在一把空椅子上的外衣。

    领班过来连声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

    我想起国内有老人在街上跌倒后没有人敢去扶起来的情景。

     LuAnn告诉我，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

    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

    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

    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非洲 我记忆里有关非洲的两个叙述携手而来。

     第一个叙述从遥远的童年里走了出来。

    当时我正在经历着“文革”的岁月，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如雷贯耳，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口头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兄弟姐妹。

    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接踵而来，他们和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这些总统大多拥有上校或者少校的军衔，记得有一位总统的军衔是准将，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奔走相告：“这次终于来了一个将军。

    ”当时让我深感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无私地援助了非洲，为此我们的报纸、广播和新闻纪录片周而复始地报道这些光辉事迹：我们援建了坦赞铁路，我们的医疗队在非洲治病救人，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在非洲种植大片稻米 第二个叙述来自巴黎。

    二○○八年春天我在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遇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女记者，四十多岁，性格开朗，不断张嘴大笑。

    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到多哥帮助种植稻米，这些远离家乡的中国男人大规模种植稻米的时候，也大规模和多哥女人做爱，留下了大规模的混血儿。

    这位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一个中国农业技术人员留下的孩子。

    说到最后，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

    ” 这两个关于非洲的叙述殊途同归，共同讲述了中非友谊。

     酒故事 这个酒故事发生在奥斯陆，是我前往斯塔万格的前一个晚上。

    我在挪威的出版社编辑阿斯比旺是个幽默的家伙，我们的翻译总是在他说完话后咯咯笑上一会儿，再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然后是我笑了。

    他声称请我去吃地道的挪威饭喝地道的挪威酒，走在路上时我开始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家餐馆，应该是古旧的房子和古旧的色调，说不定中间还陈列着一艘维京海盗船。

    结果阿斯比旺把我们带进了一家专卖腌制鱼肉的商店，里面挂满不同种类的肉肠和不同种类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