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洁呀，你越来越出格了，你的课题，在理论上搞搞就行了，有必要弄这么大动作吗？”雷志成摇摇头说。

     “政委，可能有重大发现，实验是必须的。

    只这一次，行吗？”叶文洁苦苦央求道。

     杨卫宁说：“雷政委，要不就做一次？操作上好像没什么太大困难，回波在发射后传回要……” “十几分钟吧。

    ”雷志成说。

     “这样红岸系统正好有时间转换到接收状态。

    ” 雷志成再次摇头，“我知道在技术和工作量上都没什么，但你……杨总啊，你头脑中缺的就是这根弦啊——向红太阳发射超强烈的电波，你想过这种试验的政治含义吗？” 杨卫宁和叶文洁一时瞠目结舌，他们并不是感到这理由荒唐，相反，是为自己没有想到而后怕。

    那个年代，对一切事物的政治图解已达了极其荒唐的程度。

    叶文洁上交的研究报告，雷志成必须进行仔细审阅，对有关太阳的技术用词反复斟酌修改，像“太阳黑子”这类词汇都不能出现。

    向太阳发射超强电波的实验当然可以做出一千个正面解释，但只要有一个反面解释，就可能有人面临灭顶之灾。

    雷志成拒绝实验的这个理由，确实是不可能被推翻的。

     叶文洁没有放弃，其实只要冒不大的险，做成这事很容易。

    红岸发射系统的发射器是超高功率的设备，全部使用“文革”期间生产的国产元件，由于质量不过关，故障率很高，不得不在每十五次发射后就全面检修一次，每次检修完成后都要例行试运行，参加这种发射的人很少，目标和其他发射参数也是比较随意的。

     在一次值班中，叶文洁被分配进行例行的检修后的测试。

    由于试发射省去了很多操作，在场的除叶丈洁外只有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对设备原理知之甚少的操作员，另外的一名技术员和一名工程师已在持续了两天的检修中疲惫不堪，心不在焉。

    叶文洁首先将发射功率设置到刚刚超过太阳增益反射理论上的阈值（这已是红岸发射系统的最大功率了），频率设定在最可能被能量镜面放大的频率上，借测试天线机械性能为名，将它对准已斜挂在西天的太阳，发射的内容仍同每次正规发射一样。

     这是1971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

    事后叶文洁多次回忆那一时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焦急，盼发射快些完成。

    一方面是怕在场的同事发现，虽然她想好了推托的理由。

    但以损耗元件的最大功率进行发射实验毕竟是不正常的；同时，红岸发射系统的定位设备不是设计用于瞄准太阳的，叶文洁用手就能感到光学系统在发烫。

    如果烧坏麻烦就大了。

    太阳在西天缓缓下落，叶文浩不得不手动跟踪。

    这时，红岸天线像一棵巨大的向日葵，面对着下落中的太阳缓缓转动。

    当发射完成的红灯亮起时，她浑身已被汗水浸透了。

    扭头一看，三名操作员正在控制台上按手册依次关闭设备。

    那名工程师在控制室的一角喝水，技术员则靠在长椅子上睡着了。

    不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如何描述，当时的真实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

     发射一完成，叶文洁就冲出控制室，跑进杨卫宁的办公室，喘着气说：“快，让基地电台在12000兆赫上接收！” “收什么？”杨总工程师惊奇地看着头发被汗水粘到脸上的叶文洁，与灵敏度极高的红岸接收系统相比，基地用于与外界联系的常规军用电台只是个玩具。

     “也许能收到一些东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