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重负的人们一点喘息之机，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

     明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

     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

     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百姓们而言，却是功德无量。

     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的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

     这样的裁判才是好裁判。

     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当为之事，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

     【朱瞻基的痛苦】 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

    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

    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

    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 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 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 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

    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一部分） 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

    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

    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

    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