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帝国三省六部这一中枢制度的确立，代表着自两汉以来皇权对于外廷的干预和分权总算告一段落，且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渊源，前身其实都是君王内侍近臣，皇帝为了保证君权得以独大，且对外廷能够形成有效制约，而不断将自身的权威下放给这些近侍臣子，使他们得有资格参与到外廷行政之中，对原本三公九卿的体系不断造成冲击，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能力。

     当然，除了三省六部这一中枢主体制度的创设，远三公九卿旧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为中枢制度的主体而仅仅只是一种补充。

     这其中，三公成为真正的荣衔用以犒奖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

    而九卿则剥离原本的政治礼遇，退化为单纯的事务性职事，用以补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这也算是一种褪去繁华之后的返璞归真，九卿改为九寺，再加上同为事务性的五监，如是便组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务型职官体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加上一个风闻奏事、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如是便构成了中枢官署的基本构架。

     这一整套台省、寺监的定制改革，在大业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时间内逐渐完成。

    这还是因为朝廷中枢本就脱胎于原本的洛阳行台，诸多创制其实早有雏形，在审定职权、核定品阶之余，同样没有荒废了正常的行政事务。

     当然，在这一年时间当中，除了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的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一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的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的江东六郡。

    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约州刺史的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点，朝廷主要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

    首先便是针对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

    类似旧年沈氏为了获取一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了一个经验。

     这一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

    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一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评，三年一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

    给外州任事者规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确保不会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