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异，怎除极个别的强硬主战派外，朝中本最不该缺的，就是有学之士，竟都为这短暂的喘息时光而额手相庆，非但不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倒引为莫大胜利了？ 朱说沉色道：“诚如王相公所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 “确确是奇耻大辱！”柳七说到激动处，不由拍案而起，义愤填膺道：“因那日开此先河，诸敌皆知我宋好欺，连区区党项，亦以投契相挟，年卷万两白银，万匹绢布而去。

    朝中只知养兵，而不管练兵，各官腐败、借官家财富做生意与民争富、中饱私囊者数不胜数。

    如不尽快做出决策，又如何长久？” 听着二个小青年的慷慨陈词，陆辞只沉默地喝了口茶。

     朱说与柳七所说一点不错，他的宋史记得的虽不多了，但对那屈辱的花钱买和平，还是颇有印象的。

     更知道这和平哪怕想买，也买不久。

     强势崛起的外族，在明知宋人富庶的情况下，凭什么让他们每年乖乖等着部分奉上，而不亲自去把全部取来呢？ 而在侵略势力与大宋翻脸之前，大宋已先撑不住了。

     最初是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不得不仓促下进行变法改革，而改革亦进行不顺，加上天灾人祸，最后外敌趁虚而入，就一败涂地，不得不越退越南。

     最后以杭州为都城，南宋再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可避免地覆灭了。

     但陆辞也不认为，朝中就真是一群睁眼瞎，只顾眼前的短暂和平，而不顾长远的发展。

     问题怕还是出在皇帝身上。

     如今在位的官家，可没有他父亲和伯父的霸气，早前辽军的来势汹汹，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差点南迁了。

     若非宰相寇准是个有胆色魄力的，连官家也敢‘挟持’，逼他上了前线稳定军心，北宋怕就几年前就被人一端到底了。

     宋太祖是有心进取，好战而战不赢，无奈退居防守，他的这位继承人，则是被吓破了胆，能打时都宁可不打，而是掏钱买和平。

     和平既能买来，又何必劳民伤财，冒风险去打呢？ 重兵戎边的庞大开销，可比‘赠送’给辽以换取退兵的岁贡，要轻上不少了。

     至于扩充军队，能给官家带来一些安全感，当然要办；可一旦涉及练兵，就得授予武将稳定的军权，他又不乐意。

     老赵家的黄袍加身，不正是源于兵权在握么。

    既知兵权如此重要，他们自会有意一削再削，毕竟国家的强盛，甚至土地的完整，统统都比不上赵家统治的稳固来得重要。

     朝臣各个都是人精，想必是看出这点，才清一色地赞同议和的。

     而非是柳七他们所以为的全那般有眼无珠，短视得看不到要命处。

     陆辞正因知道它自源头起就堪称无解，才一早就冷静得很，根本没想过去撞那救国救民的南墙，或是妄想去干预历史的进展。

     他暗叹一声，给讨论得口干唇燥的二人各倒了一杯热汤，便捧书继续读下去了。

     柳七与朱说也未在这话题上停留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