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见得就是他呀。

    朱宝驹那个人，虽然嘴里爱说大话，心底其实是很软的，十几岁的时候，有那些小孩子抓知了，捉蜻蜓，他都一定要逼着把绳子都解开，放它们飞走。

    这样的人，怎么能狠得下心把人家打死呢？”她这样说着，脸上很忧愁，“只怪以前没有照相的，如果有张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二少爷比一比，他就知道，保准不是那个人了。

    ” 令年说：“何妈，你还记得朱宝驹年轻时候的样子吗？” 何妈道：“他脸么宽宽的，眼睛不大，可是顶有神气，我还记得，他有一口好牙，一边耳朵上有个拴马桩。

    ”她回忆了一阵，又有些不确定似的，摇头道：“你一定要我说，我兴许说得不好，以前的人，哪好意思总是脸对脸地看呢？可见了面，我准能认出来的。

    ”说着，脸上又黯然了。

    这辈子，哪还能再见面呢？ 令年见她这样执拗，也不好说什么，便把何妈的手一拉，说：“那就请二哥托美国的人再问问，那个人耳朵边上，是不是有个拴马桩。

    “ 何妈点头，说：“问问也好，放心，但我想十有八九是认错人了。

    “她人虽然还算镇定，手可有些打颤，跟令年握了一会，忽然又望着她，说：“美国那边，要是打死了人，假如说是失手，那也得偿命吗？” 令年说：“真是失手的话，兴许也不要偿命。

    ” 何妈把她的手攥紧了，身体往前倾着，又追问：“要是偿命的话，也跟咱们一样，是秋后问斩吗？” 令年说：“美国不讲秋后问斩。

    只看判官怎么判，有时候快些，有时候慢些。

    ” 何妈“哦哦”两声，心不在焉地说：“你看，说了半天没用的话，你和大少爷都还饿着肚子呢。

    厨房那些人真是该”她的口头禅，总要骂别人该死，要杀千刀，这会却仿佛对这些字眼格外忌惮似的，浑身一个激灵，把令年的手放下，低头往外走去，那一张脸有意避着灯光，分明是已经没有血色了。

     康年因衙门有差事，在老宅也只盘桓了几日，便与大少奶奶携一对儿女回上海去了。

    令年则叫阿金去给杨廷襄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她与杨文庆都在溪口，他如返沪，可经过溪口，接他们回去，并没有提玉珠险些遭遇绑架的事。

    杨文庆乐得可以免除学业，当然也毫无意见。

    在溪口待了月余，令年日常只是陪于太太，或和杨文庆、阿金到镇里逛一逛，买了衣料子回来，于太太翻了翻，说：“乡下是没有好料子的。

    这几块土布，你拿去赏那些年轻的下人，他们都不爱穿。

    这个蓝的给何妈做褂子，倒也合适。

    ”叫了几声何妈，都不听应声。

    于太太便抱怨说：何妈这一向很能躲懒，有时一整天也不见人影，叫她做点事情，也是浑浑噩噩的，“她年纪还没我大呢。

    ”在于太太，倒也不在乎多养一个吃闲饭的人，索性不去管她了。

     这一天，何妈却自己走进于太太的房里来，手上还拿着几张纸的钞票，一边说：“真是怪事，镇上的邮局里，竟然不肯收钞票了，说只要铜钱或是银洋。

    ” 于太太见她手头的钞票，总共有十块钱，对底下人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款子了，她说：“你拿这许多钱，是要置办什么？要给亲戚寄信，叫家里的听差给你写了寄出去就是了，一个人到处乱跑，也不怕叫坏人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