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利科夫连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

    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

    既然规定晚上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说得明明白白、确确切切，禁止就是了。

    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有些成分可疑，还有某种言犹未尽、模糊不清的地方。

    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头晃脑，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可以，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乱子！’” “任何违犯、偏离、背弃所谓规章的行为，虽说跟他毫不相干，也总让他忧心忡忡。

    比如说有个同事做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说中学生调皮捣乱，或者有人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激动，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乱子。

    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疑虑重重、疑神疑鬼的举动和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说什么某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年轻人行为不轨，教室里乱哄哄的――唉，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又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出校，那么情况就会大有改观。

    结果呢？他不住地唉声叹气，牢骚满腹，苍白的小脸儿上架一副墨镜――您知道，那张小尖脸儿跟黄鼠狼的一样――在他如此这般逼迫下，我们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俩开除了事。

    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喜欢到同事家串门。

    他到一个教员家里，坐下后一言不发，像是在监视什么。

    就这样不声不响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

    他管这叫作‘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

    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同事应尽的义务。

    我们这些教员怕他。

    连校长也怕他三分。

    不是吗，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81]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穿套鞋、雨伞不离身的小人压着，苦了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由于怕他知道，我们的太太小姐们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

    在别利科夫之流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

    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读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话时，总要清一清嗓子，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及巴克莱[82]等人的著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忍再忍……问题就出在这儿。

    ”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他的家庭生活我了解。

    他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禅：‘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他别利科夫不守斋戒。

    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 这自然不是素食，可也不算是荤的。

    他不用女仆，害怕被人说三道四。

    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此人六十岁上下，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儿痴呆。

    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做几个菜。

    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一声长叹息，嘟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