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去，派了主治医师科罗廖夫前往。

     从莫斯科出发得坐两站火车，然后坐马车再走大约四俄里的路。

    有辆三驾马车在车站等着科罗廖夫。

    车夫戴着一顶插着孔雀翎的帽子，对科罗廖夫提的问题，一概像个当兵的那样，大声答以：“绝不是！”或“完全对！”时值星期六的傍晚，日薄西山。

    工人纷纷从工厂向车站而来，见到科罗廖夫坐的马车，连连鞠躬致意。

    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白桦树和四周静静的氛围，无不让科罗廖夫心醉神迷。

    此刻，假日的前夕，田野、森林和太阳都准备与工人一起休息了，也许还要祈祷…… 科罗廖夫出生在莫斯科，长在莫斯科，不熟悉乡村，对工厂丝毫不感兴趣，从未进过工厂。

    但他偶尔读过有关工厂的书籍，在工厂主家做过客，跟他们谈过话。

    每当他或远或近见到工厂，往往觉得，看厂外那么安静、平和，可里面的工厂主也许个个都是不好说话、无知愚昧的自私自利之辈，工人干的是枯燥而有碍健康的劳动，他们吵架斗嘴、酗酒，与虫蚋为伴。

    现在看到工人们见了车子开过，战战兢兢、恭恭敬敬退到一边，给车子让路，从他们的脸上、帽子上、步态上，可以看出，他们脏巴巴、醉醺醺的，还带有几分神经质，显得心慌意乱。

     车子进了工厂大门。

    道路两侧是工人的小房子，见到的是女人脸，门廊上晾着的被褥和衣衫。

    “当心！”车夫并不勒住马匹，嚷道。

    到了一个院子，地上不长野草，坐落着五座大厂房，彼此相距不远，各有一根烟囱，此外还有货栈和板棚，院子里的东西全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粉末，像是尘土。

    有几个地方散落着小园子，活像沙漠里的绿洲，显得可怜巴巴。

    还有一些红色或绿色屋顶的房子，那是管理人员的住房。

    车夫突然勒住了马，车子便停在一座房子前。

    这房子已重新油漆，漆成了灰色。

    房前有个小庭院，种着丁香花，上面蒙上了一层灰尘，黄色的门廊油漆味扑鼻。

     “请，大夫老爷，”过道和前室传来几个女人的声音，与此同时，听到一阵叹息声和低语声，“请进，我们盼您很久了……真是不幸呀，请这边走。

    ” 利亚利科娃太太是位上了岁数的肥胖女子，身穿黑色的丝绸连衣裙，衣袖挺时髦，但从脸面上看出，她粗俗，没有文化，忧心忡忡地打量大夫，犹犹豫豫，不敢向大夫伸出手。

    她的身旁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夹鼻眼镜[105]，身穿艳丽的短上衣，瘦瘦的，已不很年轻。

    下人管她叫赫利斯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科罗廖夫猜想，她是位家庭教师。

    她大概是这个家庭最有学问的人了，所以迎接和接待大夫的重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

    你看她一见大夫就急不可耐地说起了病因，说得详详细细，讨人厌的细枝末节无一遗漏，只是没说病人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夫和家庭教师坐在一起说着话，女主人则立在门边，一动不动候着。

    科罗廖夫从女教师口中得知，患病的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的独生女、继承人，二十岁的丽莎。

    她害病很有一段时间了，看过各种各样的医生，头天夜里，从傍晚起整夜心动过速，闹得全家人一夜没睡。

    生怕她因此送了命。

     “她这人，可以说，打从吃奶时起，就病不离身，”赫利斯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嗓音悦耳，时不时拿手揩着嘴唇，说道，“大夫都说，问题出在神经上，可她小时候害过小儿淋巴结结核，大夫把那病逼进她心里没出来，我看，这就是病因。

    ” 大家一起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