酥烂，膏腴嫩滑。

    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

    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

    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

    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

    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

    ”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

    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

    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

    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

    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

    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

    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 “谁？”大怪问。

     “三文钱。

    ” “不认识。

    ”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

    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

    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

    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

    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

    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

    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

    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 年轻人说：“我找人。

    ” “找谁？” “三文钱。

    ”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