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 “嗯，请你喝酒。

    ” 19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

    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19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19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

    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19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

    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

    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

    当时五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背包党”出现。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

    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

    在华城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

    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

    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 三文钱说：“离得太远了。

    ”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