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教导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挣得这些钱，大头肯定留给自己，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果这次自己一毛不拔，以后也不会有人再介绍生意，倒不一定因为钱，是因为关系到人家怎么看你，而怎么看你，与你对人家的尊重与否有关系，这才是关键。

    之前给了老张两千，剩下的钱我也不能全拿了，要分点给关景莲。

     拿钱给别人需要趁热乎劲儿，否则自己见钱眼开，就舍不得给别人了。

    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人性。

    所以我赶紧给关景莲送去两千块钱。

     当时，在关景莲这种级别干部眼里，两千块钱也不是很小的钱了，我约摸着跟现在一万块钱差不多。

    她一开始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推脱不要，看得出，我这位老同学是发自真心的，但事情可不能这样，所以我表现得很诚心诚意，最后她还是接受了。

    问我晚上有没有事儿，请我吃顿饭吧，要不心里不踏实。

     我说好啊，叫上妹夫孩子。

    她笑着说，肯定要叫上，否则瓜田李下多不好啊。

    又问我为什么还不找个对象结婚，难道想着一辈子打光棍？我说我这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妈死的早，老爹从医院锅炉房退休，家里就两间胡同里平房，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个平方，别说结婚再加个人了，就是我和我爹都觉得住不开。

     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当时的住房环境。

    在九十年代初的京城，婚房得从大杂院的违章建筑里长出来。

    张家老二把自家屋檐抻出两尺，焊的铁皮棚子糊上马赛克瓷砖，远看活像公厕镶了钻，小两口钻进去亲个嘴都得对角线借位——窗台上摆着双喜痰盂，五斗柜顶着防震弹簧床，墙上挂婚纱照的位置得精确计算，否则新娘头纱必蹭到熏黑的蜂窝煤炉子。

     特别是东四大妈们，她们在嚼舌头时，总是不厌其烦地比划着"棺材房"的尺寸——前院老李嫁闺女，愣是把倒座房隔出三层吊柜，喜字从地面贴到顶棚，接亲时新郎官得螃蟹似的横着挪步，稍不留神就碰翻摞在缝纫机上的十床缎子被。

    最绝是王师傅家的"垂直婚房"，院里柿子树杈架起铁皮屋，上下靠竹梯连通，新娘子穿着旗袍爬楼，大红裙摆扫落一树青柿子，砸得贺喜宾客脑门发绿。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房改政策落地前，京城青年的爱情全在折叠空间里野蛮生长。

    建材市场偷运的石膏板，菜棚子拆的塑料布，澡堂淘汰的更衣柜，全成了铸造爱巢的钢筋水泥。

    领证那日必揣着皮尺去民政局，红本本上的合照里，新人的笑容都带着对人均3.6平米的革命乐观主义——毕竟当年最时髦的婚誓，是攥着户口本说"咱先搭伙把房骗到手"。

     具体情形，大家可以找一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虽然里面张大民嘴碎的让人心烦意乱，有点丢京城爷们的排面，但绝对真实，不信您看看！ 关景莲不客气地说，“房子问题还不好解决，照你这挣钱的速度，买个楼房还不是三两年的功夫嘛”。

    我苦笑着说，“您老是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啊。

    像这种发财的机会，我一年也碰不上两回。

    你可别以为我这是暴利行业。

    ” 等关景莲的对象李振强下班了，我们仨又聊了一会，才发现都是92中校友，只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