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团体的性质，别的书上也说到这种性质。

    例如《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子》一书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

    这一切表明，当初组成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

    第一点，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酬谢，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

    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它是合理的、正当的。

    这样，墨子的社会背景虽然是侠，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

     墨子对儒家的批评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一）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悦”。

    （二）儒者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

    （三）儒者强调音乐，造成同样的后果。

    （四）儒者相信前定的命运，造成人们懒惰，把自己委之于命运（《墨子·公盂》）。

    《墨子》的《非儒》篇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

    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墨社会背景不同。

    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饱学深思的人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

    下层阶级的人，对于天鬼的怀疑，通常是发生得迟缓一些。

    墨子所持的是下层阶级的观点。

    他反对儒家的第一点，意义就在此。

    第二、第三点，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至于第四点，则是不相干的，因为儒家虽然常常讲到“命”，所指的并不是墨子攻击的那种前定的命。

    前一章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就是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

    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

    因此，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它。

    这才是儒家所讲的“知命”的意思。

     兼爱 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中，他倒是常讲到仁、义，常讲仁人、义人。

    不过他用这些名词所指的，与儒家所指的，还是有些不同。

    照墨子的意思，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

    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

    墨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

    这种道德，就是在他们的团体内“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的侠客常常说的话）。

    以这种团体的概念为基础，墨子极力扩大它，方法是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墨子》中有三篇专讲兼爱。

    墨子在其中首先区别他所谓的“兼”与“别”。

    坚持兼爱的人他名之为“兼士”，坚持爱有差别的人他名之为“别士”。

    “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他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

    兼士则不然，他“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他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

    做出了这样的区别之后，墨子问道：兼与别哪一个对呢？（引语见《墨子·兼爱下》） 然后墨子用他的“三表”来判断兼与别（以及一切言论）的是非。

    所谓“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中》）。

    “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后“一表”最重要。

    “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