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

    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动物。

    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人都是人，所以所有人都相同；他们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

    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

    因为是人意味着是动物，而是动物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与人相异。

    所以惠施所谓的“小同异”，正是这种同和异。

    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万有”。

    但是，我们若把每物当做一个个体，我们又由此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有其自己的个性，因而与他物相异。

    这种同和异，正是惠施所谓的“大同异”。

    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

    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很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

     “南方无穷而有穷。

    ”“南方无穷”是当时的人常说的话。

    在当时，南方几乎无人了解，很像两百年前美国的西部。

    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南方不像东方以海为限，也不像北方、西方以荒漠流沙为限。

    惠施这句话，很可能仅只是表现他过人的地理知识，就是说，南方最终也是以海为限。

    但是更可能是意味着，有穷与无穷也都是相对的。

     “今日话越而昔来。

    ”这句是说，“今”与“昔”是相对的名词。

    今日的昨日，是昨日的今日；今日的今日，是明日的昨日。

    今昔的相对性就在这里。

     “连环可解也。

    ”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

    从另一个观点看，毁坏也可以是建设。

    例如做一张木桌，从木料的观点看是毁坏，从桌子的观点看是建设。

    由于毁坏与建设是相对的，所以用不着人毁坏连环，而“连环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当时的各国，燕在最北，越在最南。

    当时的中国人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即世界。

    所以常识的说法应当是，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南、越之北。

    惠施的这种相反的说法，公元3世纪的司马彪注释得很好，他说：“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

    ” “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以上各命题，都是说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

    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

    每个事物总是正在变成别的事物。

    所以得出逻辑的结论：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

    《庄子》中也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德充符》） 公孙龙的共相论 名家另一个主要领袖是公孙龙（鼎盛期公元前284年至前259年），当日以诡辩而广泛闻名。

    据说，他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

    ”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

    ”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

     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

    他由此得到与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相同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学是极著名的。

     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有一篇《白马论》。

    其主要命题是“白马非马”。

    公孙龙通过三点论证，力求证明这个命题。

    第一点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马。

    ”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强调，“马”、“白”、“白马”内涵的不同。

    “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