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准举为贤良做官。

    （见《汉书·武帝纪》）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

    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

    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际上十分盛行。

    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年至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史学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

    所以圣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

    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得过多。

    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

    （见《史记·高祖本纪》）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

    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

    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

    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贵族政治的哲学；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给予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解释。

    它维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一点是孔子时代的封建的中国所普遍接受的。

    但是它同时坚决主张，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而应当根据才德。

    因此它认为，有德有才的人应当就是在社会居于高位的人，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骨干，儒家学说给予家族制度以理论根据。

    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老百姓从封建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旧有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

    因而儒家学说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也仍然存在。

     废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正式分开。

    当然，事实上新的地主们在当地社会上拥有很大势力，包括政治势力。

    可是至少在职务上他们不是当地的政治统治者，虽然他们通过财富和声望时常能够对国家任命的官员施加影响。

    这总算前进了一步。

     新的贵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许多人远远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们全都需要儒家专门提供的一些知识。

    这就是有关繁文缛礼的知识，要靠这些来维持社会差别。

    汉朝的创建者刘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对手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儒者叔孙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定朝仪。

    首次试行新的朝仪之后，刘邦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