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因为从这些引文来看，我认为他对西方哲学深有所见。

    用中国的成语来说，他深知其中甘苦。

    但是整个说来，在本世纪初，真懂西方哲学的人是极少的。

    我自己在上海读中国公学的时候，有一门初等逻辑课程，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教这个课程。

    最后找到了一位教师，他要我们各买一本耶方斯《逻辑读本》的原本，用它做教科书。

    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教我们读这本书。

    讲到论判断的一课时，他叫起我拼写judgment这个词，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与m中间插进一个e。

     过了不久，另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倒是有意识地努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

    耶方斯的书后面有许多练习，这位老师也不要求我们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动地做。

    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请求这位老师讲解。

    他同我讨论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能解决，他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告诉你。

    ”他再也没有来，我为此深感抱歉，我实在不是有意难为他。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计划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

    门，相当于后来的系。

    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有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

    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当然可以教这方面的课程。

    我于是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沮丧的是，这位教授刚刚要教我们却去世了。

    因此我只有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中国哲学门有许多教授。

    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今文学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陆王。

    其中有一位信奉陆王，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程，每周四小时。

    他从尧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还有五百年。

    我们问他，按这个进度，这门课什么时候才能讲完。

    他回答说：“唔，研究哲学，无所谓完不完。

    若要它完，我一句话就能完；不要它完，就永远不会完。

    ” 西方哲学的传入 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

    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讲演中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说明。

    但是他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已经一概废弃了。

    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学说的意义。

    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

    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

    可是，他们对中国的访问，毕竟使当时的学生大都打开了新的知识眼界。

    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价值。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有区别的；又说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的心的概念。

    西方哲学的传入，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杜威和罗素访问之后，也有许多其他的哲学系统，此一时或彼一时，在中国风行。

    可是，至今它们的全部几乎都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

    还没有一个变成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像禅宗那样。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