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上述事件的时候，我刚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艰苦地区从事一项科学探索项目回来。

    我作为巴黎自然博物馆的客座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派参加了这次探险。

    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工作了六个月，随身携带着一些珍贵的收集品，临近三月底到达纽约。

    启程回法国的日期定在五月初。

    于是，我正好利用等待的时间，对采集来的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进行分类整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斯戈蒂亚号邮船事件。

     我当然熟悉这个时兴的话题。

    我怎么会不了解这件事呢？我反复阅读欧美的各家报纸，可是对此事的认识却没有进展。

    这个奥秘使我感到困惑。

    我游离于极端的看法之间，形成不了自己的观点。

    大海里有什么东西，那是毋庸置疑的，谁要是怀疑这一点，那么就请他们用手指去摸摸斯戈蒂亚号邮船被撞的窟窿。

     我到纽约时，这个问题正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某些智商不高的人提出了诸如浮动的小岛、漂泊不定的礁石之类的假设。

    这样的假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摈弃。

    因为，除非这座礁石内部有一台机器，否则，怎么能够以如此神奇的速度移动呢？ 同样，根据其移动的速度，认为有一只浮动的船体或遇难船只的巨大残骸存在的观点，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只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由此形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派别：一派认为，这事由一种力大无比的海怪所为；另一派则说它是一艘动力极大的“潜水”船。

     然而，这后一种假设虽然可以接受，但在两个世界所进行的调查面前，也无法站住脚跟。

    因为某个普通人拥有这样一种机械装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在何时何地请人制造这种机械装置呢？制造这样的机械装置又如何守口如瓶呢？ 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才可能拥有这样的摧毁性机器，在人类为成倍地提高武器杀伤力而绞尽脑汁的不幸年代，一个国家有可能背着其他国家试制这种骇人听闻的武器。

    继步枪以后，人类发明了鱼雷；继鱼雷之后又发明了水下撞锤。

    接着，又会发明各种相互对抗的武器。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种战争机器的假设在各国政府的庄严声明面前不攻自破。

    由于此事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且跨洋航行受到了威胁，因此，各国政府的坦诚态度自然不容怀疑。

    再说，不管怎么解释，难道制造这种潜水船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瞒天过海吗？在这样的形势下，个人要想保守住这个秘密已经十分困难，而对于一个行动受到敌对势力密切监视的国家来说，就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在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乃至土耳其等国作了一番调查之后，有关潜水船的假设最终也遭到了否定。

     尽管各家小报不断用笑话对这个海怪进行讥讽，但是它重新出现在海上。

    如此一来，人们的想象力很快就展开了自由翱翔的翅膀，甚至想入非非地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鱼类。

     我到纽约以后，就有好几人光临我下榻的住处，询问我对这件奇事的看法。

    我在法国曾发表过一部名叫《海底奥秘》的著作，四开本，分上下两卷。

    这部作品受到了学术界的推崇，我也因此成了博物学这个比较神秘的领域的专家。

    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只要能够否定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一定会坚持绝对否定的态度。

    但是，不久，迫于无奈，我只好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

    “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尊敬的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应《纽约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