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高层而少下层，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间的事件——记录语焉不详，框架虽在，细处缺失。

    后世之人，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去猜测。

    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一句描述。

    光看那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掠而过。

     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么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官府态度到民众反映，无不历历在目，生动无比。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

    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记录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里面提供的史料详细到什么程度——差不多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

    ） 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

    后来有个做官的同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

    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

    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丝绢的故事还没完。

     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距离徽州丝绢案已经过去十几年。

    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开一角，显露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留意的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员——南京户部右侍郎余懋学。

    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释丝绢大辟疏》，为程任卿乞求减刑。

    在这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牵涉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

    尤其是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把余懋学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当徽州丝绢案爆发之时，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

    余懋学为人比较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

    结果户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信来询问。

    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便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

    可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备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按院再议均平查访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

    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试图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