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国子监沦落为陪都分校，称南雍，影响力大幅降低。

    而后湖的驳查工作，总不能让北京学生千里迢迢南下吧？还得南京国子监出人，这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更麻烦的是，在永乐之后，明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成为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从国子监选走的官员越来越少，监生地位一落千丈。

    监生们别说得不到好的官职，甚至连“历事”都很难获得机会，只能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国子监里，看不到未来。

     宣德年间，国子监淹滞人数将近五千人，年纪最大的甚至超过五十岁——距离永乐北迁这才多少年？ 驳查条件恶劣一如既往，大环境和政治待遇却每况愈下。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监生参与的积极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乐以及后面的洪、宣两代，驳查监生基本能保持一千两百名。

    在此之后，监生数量一路骤减。

    正统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

    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

    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户部上书抱怨，说他们征招八百名监生查理黄册，过湖的居然只有两百余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这可奇怪了。

    国子监的管束那么严格，上课迟到都得挨板子，监生们怎么逃呢？ 千万不要低估人类逃避劳动的主观能动性。

     南京国子监为了节约成本，少发点廪米，曾经想出一个奇葩政策，叫“依亲读书”，让学生们回自己家去读书，学业时间照算——可以理解为函授课程。

     监生们脑子转得快，算算快到驳查之年了，纷纷提出申请，主动回乡依亲读书。

    等到国子监要调人过湖驳查的时候，傻眼了，兔崽子们全回去“依亲”了，还得一个一个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来就难了。

    监生们赖在家里，什么理由皆有，什么生病啊，奉亲啊，迁葬啊，送幼子啊，这里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亲病故。

    大明以孝治天下，赶上父母亡故，以首辅之尊都得丁忧归乡，守制三年，我们这些穷学生更得遵从礼法对不对？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万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体孝顺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没了，考虑小时候人家还给过我糖吃，我伤心过甚，自愿守制，弘扬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国子监你好意思学圣上夺情吗？ 就算是在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也可以装病，装病不行的就花钱请人冒名顶替，没钱的就干脆逃跑。

    最终留下来等着应役的，都是必须靠每月发放廪米过活的赤贫书生。

     国子监能说什么？只能含泪去想别的办法。

     可也没别的什么办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国子监请求北京国子监支援，调一些南方籍贯的学生到南京。

    北京国子监的反应很冷淡，你倒霉关我屁事啊？最后好说歹说，北雍挑了几个歪瓜裂枣送了过去，虚应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个辙，动员举监生。

     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

    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

    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

    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自成一派。

     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

    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

    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

    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

    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便开始大闹。

     官司一直打到了户部，最后户部判说：“举人与岁贡所入之途虽异，及其到监，均为监生……况查无举人监生优免事例。

    ”于是举监生们也只能老大不情愿地去了后湖，但是……人还是凑不够。

     人不够，黄册却不会少，结果必然是工作时间无限拖长。

     从宣德年开始，驳查黄册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个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两年三年。

    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驳查工作已经拖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向皇上这样诉苦道：“正德七年攒造在迩，今改驳之册未完，攒造之册复至。

    新旧相仍，事务冗促。

    册本浩繁，遽难查对。

    ” 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黄册还没驳查完毕，眼看下一期新册就要来了，咋办？ 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攒造，七年送审。

    也就是说，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

    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

    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

     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

     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

     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真干不下去了。

    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 “过湖查理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作实历事三个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

     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

    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

     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

    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

    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

    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

    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

     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

     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

    正如海瑞说的那样：“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

    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

    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

    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 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

    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

     更妙的是，让国子监驳查黄册，是洪武爷定下的规矩。

    虽然国子监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们大可以用“祖制难违”的借口，拒绝改革，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

    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

    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

     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黄册驳查就像是一个战场。

    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处低矮简陋的战壕，长官漠不关心，后方补给时断时续——偏偏他们的责任又特别重大。

     因为驳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无比顽强而又无比狡黠的劲敌。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

    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

    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

    汉代搞“案户比民”，民间就敢“舍匿虚田”；隋唐有“大索貌阅”，民间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会“析居避役、鬻田减户”。

     【注释】 案户比民：汉代法律规定，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间，每年缴纳一百二十钱，叫作算赋；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缴纳二十钱，叫作口赋税。

    通常每户农家，应服徭役的男丁约为两口，为了不耽误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叫作更赋。

    若想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有完备的户口登记册，还必须进行户口调查，掌握人口年龄的变化。

    户口调查即案比。

    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际，将一县居民集中到县城，观其面貌、形体以查验其年龄是否属实，登记在人口簿册上，即为“案户比民”。

     舍匿虚田：舍匿，窝藏、隐藏之意；虚田，即土地的实际亩数多于名义亩数的部分。

    百姓有意将多出的田亩数隐藏不报，以免多交税粮。

     大索貌阅：大索，即清点户口，登记姓名、出生年月与相貌；貌阅，即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对。

    貌阅的制度渊源可追溯到汉代的案户比民。

    隋文帝年间，为改变户口隐漏严重、国家赋税减少、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中央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大索貌阅，凡出现户口不匹配的情况，地方官吏都要被处以刑罚。

    此次貌阅，还要求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而居者必须分立户口。

    此制度为后来的唐朝所沿袭。

     冒籍取解：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士子应在本地参加府试，获得解送资格。

    若要离开本籍，到其他府州参加府试以取得解送资格，再到京师参加全国性考试，即为冒籍。

    类似于现在的高考移民。

    科举制度初设之时，此类现象很少见。

    但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省试登第人物与发解诸州的比例出现失衡，士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冒籍取解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

    如我们很熟悉的大诗人王维，就没有参加本籍贯蒲州府的解试，而因其善弹琵琶曲，博得某位公主的欢心，获得了京兆府的解头。

     衙前差役：衙前，产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期的一种重难差役，由武人充任，负责看管和运送官物。

    到了北宋时期，衙前役主要由乡村上户轮流承担，服役范围很广，职任繁杂，包括押送漕粮、搬运盐席、送纳钱物、主典库务、采购货物等等，给乡村上户造成很大的负担。

    后来，因难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

     析居避役、鬻田减户：析居，即分居、分家之意。

    政府征发差役，以丁口即资产而定户等，不同的户等承担不同难度的差役。

    往往愈重愈难的徭役都会归上等户轮流负担，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故高户成为人们的大忌，于是想方设法减少人口和家资，或父子、兄弟分居，或寡母改嫁，或弃田与人，以降低户等，避免重役。

    鬻田减户，卖掉田产以降低户等，避免承担重难差役，是析居避役的一种手段。

     不说别人，那位“凿壁偷光”的鸡汤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刚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档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顷地。

    可见人类的天性是很诚实的。

     明代的情况也并没什么不同。

    当年周铸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户就纷纷把自家土地转到仆人、佃户以及亲戚家名下，以此减少赋役——还有个名目，叫作“铁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