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

    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二十几年。

    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

    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

    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

    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

    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

    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

    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

    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

    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

    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

    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

    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

    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

    ”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

    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