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余颐贤，出现在门内的那一格。这是家乡那个著名盗墓者的名字，我没见过这个人，却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过很多好事。是他吗？也许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让我想起了家乡山间的夜夜月色。

    记得布莱希特（Be

    toltB

    echt）曾经说过，过程性的回忆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惯性下滑般的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作为我父母媒人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