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疑问。

    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发行者：汪勋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八—二号/办事处：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内政部”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四号/一九六六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高阳谢世。

    七月十三日，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

    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发酵作祟着了，我对汪著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质言之，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自杀案、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儿”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也就是“有时一两个”、“有时五六个”的数目，似与“我等”（而非“我”）暗合。

    孙小六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

    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住”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吕氏铜人簿》的医道口诀，则必须是一九六七、六八年间的事。

    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

    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发生“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事件之后，汪勋如写下了这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

    至少这本书（于一九六六年一月）脱稿出版之前，汪勋如尚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并未见诸是书文字。

    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公然贩售于市，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行销这条管道—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他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而后雇请纵火专家，出手处置。

    这是有其可能性的。

     高阳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一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书、装帧成什么德行、写了些什么内容、提倡了些什么想法，只有“一个鬼东西”是完全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

    一本书印出来的那个日期，就宣示了此书“再无其他可能”。

    换言之，出版日期是一本书最笃定也唯一笃定的内容。

    除此之外，一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

    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着这个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书从先前撕破了的包裹里一一取出，细细翻看。

    我赫然发现：除了《神医妙画方凤梧》书末全无出版单位、日期，而仅只印以“著者自刊”和“总经销：人文书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字样之外，另外五本书都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出版的，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为止。

    其中《食德与画品》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出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七月。

    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引人想像的关节：第一，《神医妙画方凤梧》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写成的—因为著者万砚方死于是年是月。

    但是高阳所给我的这个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六五年十二月人文自售”。

    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