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已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

    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

    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罢。

    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

    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

    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优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

    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于是，优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

    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

    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

    但是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

    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著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

    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