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

    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

    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

    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

    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

    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跨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

    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

    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游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

    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

    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

    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

    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

    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

    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

    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

    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

    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干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

    也许正是为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到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

    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

    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

    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

     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

    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

    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

    ”恰恰是最懂游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