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

    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

    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

    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

    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

    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他们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

    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

    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

    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

    隐居孤山20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

    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干古绝唱。

    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

    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

    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

    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

    哪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只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

    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

    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

    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

    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

    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

    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塘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