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

    上海，比张春经营的南通更走向现代，更逼近大海。

    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末我想，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

    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

    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

    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

    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

    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

    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

    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

    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

    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

    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

    这很让人泄气。

    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

    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

    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

    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

    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

    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

    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