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

    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

    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

    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

    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

    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

    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

    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

    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

    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

    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

    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

    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

    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

    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

    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

    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