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

    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

    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

    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

    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

    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

    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

    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

    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

    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

    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

    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

    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

    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

    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

    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

    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

    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

    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

    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