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人争脸。

    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

    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

    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

    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

    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

    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

    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

    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

    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

    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

    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

    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

    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

    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

    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