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八月，我们开车从斯德哥尔摩前往乌普萨拉的路上，马悦然回首往事，讲述了高本汉第一次正式给他们上课时，拿出来的课文是《左传》。

    我听后吃了一惊，想象着高本汉如何在课堂上面对几个对中文一窍不通的学生朗读和讲解《左传》。

    马悦然最早对中文的理解，就是发现中文是单音节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单音节地敲打来记住中文句子的长度。

    我在想，马悦然为何有很长一段时间沉醉于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与此有关，是中文全然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发音引导着他进入了汉语，然后又让他进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也是二○○七年，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马悦然的学生罗多弼教授接受采访的片段。

    罗多弼是在一九六○年代，也就是“文革”时期跟随马悦然学习汉学，当时瑞典的大学生里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罗多弼和他的同学们要求马悦然停止原来的中文课程，改用《毛泽东选集》和《红旗》杂志上课。

     一九七○年代，西方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前，开始接受简单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国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军”、“我的妈妈是护士”之类的。

    他们来到中国，和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接受同样的教育。

    当中国的工农兵大学生问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留学生都是这样回答：“爸爸是解放军，妈妈是护士。

    ”因为除了“解放军”和“护士”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职业的中文应该怎么说。

     到了一九八○年代，“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留学生一到中国就学会了“下海”、“市场经济”这样的汉语词汇。

    一九九○年代以后，我遇到过一个美国女学生，到北京才几天时间，就会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 我觉得，汉学家的历史，或者说学习汉语的历史，其实也折射出了中国的历史。

    这是从一个奇妙的角度出发，浓缩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迁。

     因此，当我收到马悦然所著的《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时，我知道自己将要阅读的是汉学史的起源。

    这本书伴随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欧洲七国之行，又伴随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国南方之行。

    每次住进一家旅馆时，我打开箱子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这本书拿出来放在床头。

     这是漫长的阅读，也是密集活动和旅行疲劳里的短暂享受。

    阅读这本书是愉快和受益匪浅的经历，可是评论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一书中，将人物传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叙述和汉学研究熔于一炉。

     在这本书中，我们随时可以读到马悦然对老师高本汉由衷的尊敬之情，然而对老师的爱戴并不影响马悦然客观的叙述。

    马悦然在序言里引用了威尔斯的话：“一个人的传记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

    ”其后他自己写道：“我猜想，这句话的用意在于提醒那些传记作家，切记不要过多地美化他们描写的对象。

    我在写作时，把这句话牢记心中。

    ” 确实如此，当一场战争阻止了高本汉强大的学术竞争对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进入与高本汉相同的研究领域时，高本汉当时幸灾乐祸的心情在马悦然的笔下栩栩如生。

    还有高本汉年轻时的狂妄和功成名就后的骄傲，马悦然也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当然，我要说明一下，马悦然在这里是用一种欣赏的笔调来表达高本汉如何从狂妄走向骄傲的。

    有趣的是，在马悦然笔下，年轻时的高本汉虽然狂妄，却仍然有着和现实妥协的本领。

    高本汉高中时当选为“母语之友”协会的主席，该协会每年的迎春会都要演出一部话剧，当协会的多数理事提议演出斯特林堡的作品时，立刻遭到高本汉的反对，他的理由是斯特林堡“在广大公众中的形象不佳，在选择剧目的时候应该考虑观看演出的公众”。

     这本书是从一篇优美的散文开始的，是高本汉十三岁的时候描写自己家乡延雪平的一篇作文。

    高本汉的文学才华在此初露端倪，差不多四十年以后高本汉用克拉斯·古尔曼的笔名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多数评论家给予了赞扬。

    马悦然用顺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