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呢？就为了那个永远也到不了的远方吗？
车穿过夜幕，穿过黑暗，穿过漫长而持久的过往与未来。
我看到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永远也写不完的论文。
如果真的有岔路该多好，如果我们真的能影响火车的走向该多好，如果罗马换一个名字该多好。
如果不是条条大路都通向唯一的终点，也许我就会勇敢尝试，比现在勇敢得多。
我仍然想找到我的旅伴。
他的身上有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谜。
他也和我一样向终点奔去，他也知道他影响不了整列火车，但他一路上都没有我的恐慌。
我想问他为什么。
汽车在空气里行驶，飞速穿行。
黑夜如塞壬的歌声，从前方远远诱惑。
我紧紧抓住车门，从车窗里看着飞速滑过的一切。
我看到形状怪异的工厂，矗立在不知名的土地上，农民背井离乡，村子空空如也，风呼呼地吹，四周再次黑暗，黑暗尽头是非洲草原的帐篷，躺着头大身子小的孩子，眼睛大得出奇，手脚小得要命，他们看着我，目光留在黑暗里，如同烛火，风吹过西伯利亚的桦树林，车窗闪过高而直的树干，色彩绚丽的叶子，一排一排的红砖房，那些砖房像极了小时候我家附近的楼群，楼下有系着头巾的大婶，拎着乡下的蔬菜在卖。
所有的风景在急驰的路上一闪而过，土地的气息穿透黑夜，从车门的缝隙透进来，钻进我的身体。
我被速度压在座位上。
忽然，汽车慢了下来。
我环顾四周，看到森严的巨石的房屋。
汽车开始颠簸，路面是青石铺成，青石圆润，却上下起伏。
墙角刻着字，字在深夜看不清楚。
车缓缓停了下来。
“到了。
”司机回过头对我说。
“这是哪里？”
“这是你找的人住的地方。
”他眨眨眼说。
我下了车，抬起头，一条石级延伸到墙里，通向看不清虚实的高高的地方。
阳光很温暖。
滚烫的开水如一条透明的带子，笔直而柔顺地注入我的玻璃杯。
注满了，我拧上盖子，拉开隔离门，走回我的座位。
我的旅伴在安静地等我。
车厢仍然明媚而宁和。
大家在看书，没有人说话。
我将水杯放回到桌子上，冲了咖啡，拿出包里带的三明治，开始边吃边继续将书看完。
我已经看到了最后几页，这颇让我有简单的成就感。
笔记本仍然摊开在桌上，淡蓝色的字词对着窗外的风景，古老的符号记录着新式的路。
我算算时间，火车快要到站了。
下了火车还要坐机场巴士，所以我要赶紧将行李收拾好。
我吃完面包，将餐巾纸和水杯塞进包里。
笔记本也合上，没了水的钢笔插回口袋里。
笔记本的封皮有水车和乡间别墅，是我去村子里访问的时候顺便买的，女主人自己的手绘和制作，价格颇为不菲，但旅行者频频掏腰包。
女主人是农妇，优雅大方，平时享受乡间宁静，种菜养花，靠卖蜂蜜、果酱、糖果和水彩画为生。
我看着我的本子，它静静地躺在火车的小桌上，像一个异域的梦想，带着一股遥远的甜香。
自来水是很重要的，我想。
当然路更重要。
还有书。
还有树。
还有诚实的数据。
还有拓荒。
独立的精神。
忧患的贮存。
顶住风雪。
我要将这些都写下来，趁还来得及赶紧写下来。
我没有时间多想，车窗外已经看得见车站的影子。
火车开始减速了。
我站起身，从顶层的行李架上取下大背包，拉开拉链，背包敞开博大的怀抱。
我捧起身边的骨灰盒，又最后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木质的盒子古朴、简洁，没有贴照片。
我将它静静地放进背包，小心翼翼，拉上拉链，将包背在身上，随着人流走下车厢。
背包在肩上，沉甸甸的。
三天以后，我回到了我的医院。
主治医生看着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住院部有明文规定，私自离开超过八小时即算自动出院，后面排队入院的人还有千军万马，少了谁也不打紧，自然有人补上来。
我已经偷偷离开一个月了，按理说，根本就不能再住进来。
“要是谁都像你这样，我们医院还开不开啦？啊？”
主治医生一边高声骂我，一边帮我填住院登记卡。
他显得气势汹汹，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心软。
他不想显得心软。
可是其实我知道他是心软的。
他今天见到我几乎落泪了，我想他一定是以为我已经死了。
他还同意让我住院，一定是怕把我再放出去，很快就真的死了。
其实我住下来也可能很快就死，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王大夫，我同意做化疗了。
”
“嗯？”他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着我。
“我同意做化疗了。
”我又说了一遍。
“想通了？”
“嗯。
”
“不怕掉头发了？”
“不怕了。
”
“这就对了。
”他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头发掉了毕竟是小事。
积极治疗，好了以后，头发还能再长。
”
“无所谓了。
”我说。
“怎么想通了的？”
“我出了一趟远门。
去找一个人，去走他走过的路，去问他一个问题。
”
“谁啊？”主治医生放下心，又低下头，一边飞速写着密码一样的字，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话。
“一个了不起的人。
一个用尽一辈子去了解我们脚下土地的人。
”“哟，这么神秘，谁呀？”
“我的旅伴。
”
“你的旅伴是谁啊？”
“我的旅伴就是我的旅伴。
”
“没法跟你说话。
”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跟我闺女一样，竟说些不知所云的话。
你说你好歹也是名校高材生，怎么也跟中学小女生似的？”
“我是说真的。
”我认真地说。
“哦？那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不过到他公寓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心脏病突发，正捂着胸口喘粗气。
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可是没用，他还是去世了。
”
主治医生这一下停了下来，相当惊愕地看着我。
我眼前仍然有那个夜晚，那最后的相遇，那匆匆忙忙的惊恐中的会面，还有回国后在他亲戚家将骨灰盒摆上茶几时手指颤抖的瞬间。
我不想叙述这一切，还好主治医生并没有多问。
“回来就好啊。
”他沉吟了一会儿，叹口气说，“好好治病。
”
我点点头，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向病房走去，手里夹着脸盆拖鞋病号服。
“可以看书写字吗？”我问。
“最好多休息。
”
“可是我只有这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论文还没写完呢。
”
“别说这么丧气的话。
”他转过身，向我怒气冲冲地吼着，“你自己都不想治好，故意砸我们饭碗来的是吧？”
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
能写到哪儿算哪儿吧，只能这样了。
我把脸盆拖鞋放在病床旁边，换上衣服，掏出背包里的四五本书，偷偷塞进抽屉。
我要抓紧时间，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我仍然忘不了那个晚上最后的时刻，当老人弥留之际，呼吸已经平静下来，眼睛仍然意识清醒地四处环视的时候，我问他想要什么，他的目光投向书桌上摊开的纸，我去拿了过来，上面是他没有完成的研究手稿。
我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要写，终点就要到了，写了又能走到哪里呢，写了能改变这个国度吗。
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个交替向前的动作，做到一半，手指就坠落了下去。
能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吧。
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远方。
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我已经永远无法求证。
写于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